北京官话（精选六篇）

北京官话（精选六篇）

北京官话 篇1

《日清会话辞典》(以下简称《辞典》)是侨居北京的日本学者并中国学者共同编写的、专门适用于日本人学习清末中国语北京官话的工具书和教科书。作者参考了《日语辞书》、《日英辞书》、《英清辞书》 等多部词典,历时四年编纂而成。由日本报文社印行于明治三十六年九月,即1903年,正值光绪二十九年;日本东京丸善株式会社同年发行[1]135。本书封面上方题为“池田常太郎编纂”,而后又题“清国前日本及奥地利公使馆员北京语教师钦天监博士‘荣善先生发音校正’”、 “同奥地利公使馆员北京语教师举人‘岳博先生补助编纂’”“、同外务部头等参赞官东文翻译官候补道台‘陶大均先生补’”“、同外务部东文翻译官候补知县‘李凤年先生补’”,说明参与编写的人很多,其中主要是中国的公使馆员,这本书实际上是中日学者精心合作的结晶。

我们现在只能从《辞典》“绪言”篇以及对于《辞典》的语音研究过程中了解到:池田常太郎(以下简称池田)是日本学者,曾经侨居北京,与当时清朝的官员、学者等“上流人士”有过密切接触,对中国北京官话有较为精深的研究,并致力于北京官话教育多年,他在《辞典》 中所采用的编纂和教学方法,至今看来,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我们且不论当时日本人学习北京官话的政治野心和军事目的,仅从学术研究角度来看,应该说池田还是为中日语言文化传播与交流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池田在《辞典》“绪言”篇中明确宣称,把北京语称为官话,主要考虑到,官话是“清国”上流人士的用语。学者、文人时文所用语言与日常言论、谈话中所使用的“俗话”存在着差别。而日本人所用的汉语也是不同于“官话”的“文语”,二者相差甚多,以北京官话为标准。由此,《辞典》收录的语音、词汇以及日用会话这些19世纪末20世纪初北京官话材料,进一步研究清末北京话提供第一手资料,而且也为我们研究北京话甚至普通话语音的沿革提供了一定的帮助[1]138。

二、《日清会话辞典》的编写体例与特色

1.前承关系。《辞典》作为一部供日本人学习汉语的教科书,在编写过程中受到前人撰写的许多同类著作的影响。池田在《辞典》“绪言”中指出,在编写过程中,他参考了《日语辞书》、《日英辞书》、《英清辞书》等各种典籍。在索引安排方式上,《辞典》克服了以往日汉辞典中惯用的索引以及《节用集流义》的索引查询不便的缺点,以“黑本式”罗马字拼写的《日英辞典》为例,欲求按照英文的26字母的顺序编纂索引,将日语和汉语的发音、文字排列以后,使读者能够很直接地找到所查文字。《辞典》在编写方面,很明显借鉴了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1818—1895)《语言自迩集》,它是“汉语教学史上第一部教授北京话口语的汉语课本”[2]1。前后出过三版,都是由别发洋行 (Kelly & Walsh,Limited)出版发行,初版于1867年,四卷本,它是英国驻北京公使威妥玛在任中文秘书官时期编写的。《辞典》为了让学习者更好地理解汉语,主体“辞典”部分收录的都是文雅、地道的北京口语词汇,在“附录”的“日用会话”部分也是像《语言自迩集》那样流畅、文雅、京味儿十足的口语。在“绪言”的“四声略说”和“发音法” 部分讲解了一些学习汉语的实用方法,具有一定的启发、指导意义。

2.编写结构与特色。《辞典》编纂体例为,除封面(1页)、扉页(3页)、版权页(1页)、封底(1页)外,是《辞典》正式内容,分正文、附录两部分。正文“,绪言”(“四声略说”“、发音法”,计5页)“、目次”(1页) 之外,就是“辞典”,共计176页,为全书主干,收录5190条词语。按日语词语罗马字发音的首字母在英文26字母中顺序编纂索引,横排第一列即为日语词语罗马字注音,此后依次为日语词语(汉字上注片假名日语读音,并在日语词语后标记词性)、与日语词语对应的北京官话词语(汉字上注片假名北京官话读音,包括声调,在每一个汉字下左上、左下、右上、右下四角用小圈表示上平、下平、上声、去声四声)、 北京官话词语罗马字注音,便于对照。由于清末北京官话已不存在入声,而且平声已分成阴平和阳平,因此,四角所标记的声调从左下角起顺时针方向依次为“上平(即阴平)、下平(即阳平)、上声、去声”。

池田在《绪言·四声略说》中指出“:为了表明四声,在字的旁边附之以“°”来显示其变化,例如:。我(上平)、°我(下平)、我°(上声)、 我。(去声),形如这样,或者以一声、二声、三声、四声这四声来区别, 在字的旁边须用1234的数字来记载,这也即是附之以小圈的方法。”

“附录”,30页,包括“各表”“、日用会话”两部分。“各表”有日汉 “数字”、“月名”、“日数”、“一周日”、“时”、“四季”、“方角”、“货币”、 “度制”“、斗量”“、衡制”“、官名”“、地名”“、缔盟各国”十四类词语的比较。“日用会话”部分包括“会话文典摘要”“、命令词”“、疑问词”、 “断定词”“、接续其他杂词”“、会话”六个方面。“附录”部分所记北京官话词语,也是在每一个汉字四角用小圈表示声调,没有片假名北京官话注音,只有北京官话词语罗马字注音。共收有北京官话词语230个左右。“日用会话”中每一句话的汉字上方有北京官话词语罗马字注音,每一个汉字四角用小圈表示声调。每一句话后还有日语对译文字。有150句。扉页前两页用行书题有“鄰交以厚”四字,右上款“誠心誠意”印。第三页用行草体题有“明治壬寅冬、公夀近衛篤麿” 十个字,左下款分别有小篆“霞山”“、容子敬”两方印,可能是《辞典》 收藏者的印章。由书后著作版权页可知,《辞典》前后出过三版,初版于明治三十六年(1903)九月十九日,明治三十七年(1904)八月三十日再版发行,明治三十八年(1905)六月八日三版发行。当时像这样出版过三次的中国语课本并不多见,说明此书在当时日本人学习中国语进程中发挥过一定的作用,很受学习者欢迎。“辞典”和“附录”部分涉猎内容十分广泛:日常生活、经济贸易、外交政治、军事战争无所不包,客观上也说明《辞典》的确是一部学习中国语的实用性教科书。

《辞典》编写体例、编排方式以实用性为原则,正文“辞典”部分的编排,按照日语词语罗马字发音的首字母在英文26字母中的顺序编排索引。池田认为,中国语发音上微妙的变化大多是根据听说的变化而来,对于日本人来讲,听、说都比较困难。然而,日本的假名文字不适合进行注释发音,如果能对中国的汉字发音进行点对点的注释,那就是最方便的学习方法了。所以,《辞典》采用罗马字母表示其发音, 并附以片假名进行对照,使发音更加准确。

三、《日清会话辞典》研究的意义与价值

一直以来,进行近代汉语的语音研究,学界主要以《中原音韵》系统的韵书为依据,但是,由于韵书经常有“存古”的内容,能否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语音面貌颇有争议,并且韵书只能告诉我们当时汉语语音系统的韵类和声类的概貌,而每个字的具体音值就完全要靠我们去分析推测,因此意见很难统一。

1.《辞典》记录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北京官话,书中采用日语片假名和罗马字拼音记音,可以反映出当时语音系统特点,对清末北京官话声韵系统研究具有一定参考价值。与今天北京话语音系统进行比较,可以探知一百多年来北京话语音系统的变化,以及人们对北京话语音系统的认识过程。《辞典》可以帮助考察当时“北京官话”语音系统,是研究一百多年前北京话语音系统翔实可靠的材料。

2.《辞典》体现清末北京官话口语音,从中可以体现出口语音与书面语音的异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直面清末北京官话口语语音真实情况的平台。池田认为,中国语发音上的微妙变化大多是根据听说的变化而来的,对于日本人而言,听说都比较困难。《辞典》采用黑本式罗马字精准地描写北京官话每一个音素的发音,而没有盲目地照搬威妥玛氏的发音方法,是希望能用更接近北京官话口语原貌的记音方法,更真实、准确地记录当时的北京官话口语语音。

3.在汉语外译辞典的编纂方式、编写体例、索引安排等方面,对后世有指导作用。《辞典》是以辞典的形式编写的,按照日语词语罗马字发音的首字母在英文26字母中的顺序编纂索引,用日语片假名和罗马字拼音注释读音,这种编纂方式对后来的日本汉语教科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书后附录一些日汉日常生活、经济贸易、外交政治相关的词语比较表和一些实用的日用会话,并且标记声调和北京官话词语罗马字注音,非常便于汉语初学者学习、查询词汇的读音和用法。

4. 对我们了解当时人们对北京官话语音理论的认识有一定帮助。《辞典》所体现出的作者的注音意识、四声意识、连读变调意识、儿化“音便”意识等等[4]59,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人们对北京官话语音理论的认识。同时,也可以从侧面反映出描写语言学的发展进程。

5.《辞典》作为19、20世纪之交由日本人编写的北京官话课本,有其实用性的优点。但是,我们站在对外汉语教学课本编写历史的角度来看,《辞典》还是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在语音方面,《辞典》所记录的语音只能反映出当时北京官话的概貌,因为语音对译材料所反映的只能是语音的近似值,而非准确值。汉日对译过程中,由于两国语言音位系统的差异,就需要研究者必须对汉语、日语有深入透彻的研究,靠自己理性分析判断来选取有用的语音资料。在语言理论方面, 《辞典》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时学者们对北京官话的认识,但是并没有比较明确的语言理论阐述,缺乏系统性和科学性。

段郎说“官话” 篇2

“不喝酒，谢谢。”回绝了服务员，段兴焱转过头对《中国周刊》记者说：“我平时都不喝，尤其讨厌陪领导上酒桌。”

“不上酒桌可得罪人。”

“酒桌上都是打官腔，我去了也是闷头吃。现实中，我永远也找不到微博上那种如鱼得水的感觉。”

立体警察

“段郎说事”的微博账号是在去年年初开通的。当时，身为九江市公安局纪委副书记的段兴焱介绍自己为“民警”。

最初开微博时，段兴焱也有过顾虑。

那时，虽然已经出现不少公安部门的官方微博，但是以个人身份开博的其实并不多。

段兴焱经常会看到一些对于公安机关开微博质疑与批评的声音。“作秀”、“政绩工程”之类的词语有时会出现在网友的转发中，还有直接对警察这个职业的谩骂。

这是他最担心的——警察与百姓之间缺乏沟通，最终演变为不信任。

“警民关系比较微妙，群众对警察非议很多，让一些人越来越不敢说。所以很多官方微博没有完全摆脱花架子、空架子这些官腔的阴影，”段兴焱有些不服气，“难道让公众了解警察真的有这么难吗？”

开个人微博，就是要试一试以公职人员身份能不能和网友交流。

段兴焱希望能让网友看到一个丰满的、立体的警察形象。他认证了自己的职业身份，还上传了自己着警服的工作照。

2011年1月30日，“段郎”发了自己的第一条微博。第一天，有拥有了30多个粉丝，他很高兴，觉得这就是一种肯定。

刚开始，段郎只是写一些警讯，见闻和个人经历，影响并不大，一般只有两三条转发。

很快，网友就发现，这个警察的微博不太一样。

“段郎说事”被转发最多的一条微博——99年某日，一失足妇女被传唤到我所，该女央求我们派人照看一下她出租屋的5岁女儿，旁边有人劝我：别听她鬼话，兴许又是骗人博取同情心的，我说：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到她屋里一瞧，果见有一女童独自在玩一张五十元纸币，女童告诉我：叔叔，妈妈说她收的这张钱是假的，只能玩不能用。

这条微博被转发近万次，段兴焱说，人们大概不相信有这样的警察。

人们记忆中的是截然相反的一个事情。2003年，成都一派出所的民警羁押了一名吸毒女，吸毒女告诉警察，自己三岁的女儿被独自反锁在家，可没人当回事。三岁的小女孩李思怡就这样饿死在家里。

虽然最后涉事的警察被判了刑，可这个事情让警察的声誉急剧下降。

段兴炎处理的那起案子，比“小思怡”事件要早了4年。他选择了和成都同行截然相反的动作。这个十多年前的事情，在微博发布后，也让不少人对警察另眼相看。

如果没有微博，这个故事没有机会说给公众听。他清楚地记得，当孩子的妈妈知道自己去看她的女儿时，眼泪流了下来，一直说，“你是个好警察，我都交待，我都交待。”

“这些故事中的主人公，如果我不讲，人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内心世界，”段兴炎说，他也很高兴，“人们也看到了我的内心。”

这样的微博多了，段郎的粉丝迅速多了起来，现在他在新浪微博上有15万的粉丝。有粉丝称段兴焱为“警界大熊猫”，段兴焱很珍惜这样的称呼，“我不再是个冷冰冰的警察了，而是个有血有肉的人。”

突破

这个不再冷冰冰的警察也非常辛辣，不过，辛辣对象，可不是老百姓。

他在微博上这样评论“爱国主义”——被誉为“全国百家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之一的北京周口店猿人遗址，据说是中国人祖先出生地。然，数十万年前的原始人，连“人”的意识都没有，怎么能把他们和今天“爱国”扯在一起呢？这岂不是把自己民族文明史上溯到人类起源时期，以此来证明自己文明的连续性和生命力，太阿Q了吧？！

不能直接说的，段兴焱就开始编段子，让粉丝们“娱乐”一下——民警：所长，抓到一个卖淫女，怎么处置？所长：依法拘留；民警：该女说他认识镇长。所长：依法警告；民警：该女说镇长跟她相好。所长：依法教育；民警：该女说镇长日后提拔她为副镇长。所长：依法……等等，设宴好生招待，不定日后她真的当上副镇长，也能给咱所里拨点款或照顾什么的。

这些过于犀利的微博，甚至让一些网友怀疑他身份的真实性。

“你真的是警察吗？”

这样的问题反倒让段兴焱有点窃喜。

段兴焱对面办公室的同事兼好友曾旭（化名）刚开始还有些为这位老朋友担心，后来他也不得不承认段兴焱是整个九江公安系统里最适合办微博的人。

“老段的微博和官僚主义格格不入”，负责信访工作的曾旭虽然不认同所有官员都应该开微博，但是他觉得“段郎”的微博受欢迎是件好事情。

上个月，湖南省还专门派人来向段兴焱讨教网络问政的方法，九江市公安局搞了一个座谈会，领导看来都是一件大好事儿。

“段郎”的成名，也拓开一些限制。

“以前来采访还要开介绍信，领导审批，要看采访提纲，”段兴焱说最开始领导担心他的尺度太大引起上面的重视，“现在你来就直接上来找我了。”

比起网友们和单位同事的肯定，更让段兴焱欣喜的是他赢得了很多人的信任。

很多网民发私信向段兴焱咨询、求助。甚至当有重大事件发生后，他们就发私信问“段郎”有什么看法。“他们宁愿不相信少数官方的说法，也要来听听我怎么说，这不就是信任！”

他不但在微博上说实话，还做了些实事。

去年4月，帮网友找到了被骗到江西做非法传销的老公；6月，在私信上劝回了一个被人殴打买枪去广西报复的网友； 11月，救出了被拐到九江某宾馆卖淫的女孩儿。

“我就是要突破官本位，”在段兴焱看来，做些实事比说空话重要得多，“微博给了我最好的平台。”

回到现实

有一次，一个从加拿大留学回国的女粉丝邀请段兴焱去参加自己的生日会，就是想见一见真实生活中的段郎是不是也像网上那样博学犀利。

说到此，段兴焱颇显得意地一笑，但又赶忙补了一句，“当然，我还是保持相当的冷静。”

他必须冷静，他不愿意失去这个表达的阵地。

“我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了微博，他想要的突破还能不能实现。”同事曾旭说。

段兴炎曾经失去过这么一个阵地。

由于九江市公安局局党委一直对网络问政很重视，2010年时，便让段兴焱在九江论坛上开辟了一个《段郎说警事》的栏目，专门应对网民建言献策、质疑投诉。

段兴焱每天一下班就泡在坛子里给百姓解答问题，还破获了不少案件。很多媒体到九江去报道，《段郎说警事》一下子火了。可是九月份时，这个栏目忽然改了名字交给了别人负责。现在，段兴焱不大愿意再提这事儿，他只能祝新论坛越办越好。

一名不愿具名的当地民警告诉《中国周刊》记者，“这是政绩，当然人人都要抢。”

在公安系统第十八个年头，段兴焱其实谙熟其中的规则。

在现实生活中，他也很讲究说话的艺术，在不同场合对不同的人他也会用不同的方式说话。

“这么多年流传下来的程序，不可能短时间内打破。政务讲话不可能和网上讲话一样，平时开会，我也是按照正常的汇报工作，听别人汇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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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微博之后，但他还是忍不住要调侃一下——在开会……有人在发言：“在……高度重视下……哎！对不起，我要先出去尿个尿，回来再接着重……视……

对于官场的说话之道，段兴焱想了想，“我只能做到绝不说假话。”

曾旭平时见到工作外的段兴焱，大多数时间都是在自己看书、拉二胡，很少出去吃饭喝酒。他算是和段兴焱平时交往比较多的同事，大部分时间也是在谈工作、谈思想。

曾旭也和段兴焱聊过开微博的事情，他担心段兴焱“太出风头”会被大家孤立，尤其在他说到公安系统存在的弊病时。

“外面的世界我不会不明白，糊涂度日及阿谀奉承其实最有市场。”段兴焱说。这个老警察今年已经50岁了。

官话背后

曾旭形容，“段书记吃过苦，到过基层，也见过领导，所以他更加知道哪些话能说，哪些话不能说。”

段兴焱十岁的时候失去双亲，在二姐的抚养下长大。18岁时参军，在部队一待就是十多年，当过组织干事、宣传干事。从那个时候，他就很喜欢写杂文，部队里很多宣传稿都是找他来写。

1994年，转业到九江市基层派出所成为一名普通民警，段兴焱一点点提拔为基层派出所所长，后又调任市局机关，先后任科技处副处长，办公室负责人，直到现在担任纪委副书记。

“官员讲的是官话，警察说出的是痞话，这是大多数公职人员给百姓留下的印象，”段兴焱从警十七年见多了官场的假话、空话，警界的痞话、狠话，更听多了言“官”则愤、谈“警”则忿。

在基层的时候，段兴焱带着下属出警巡逻，老百姓老远见到警察就喊，“条子来了”。“那个时候警察给老百姓的印象就是土匪。”有一次没穿警服，段兴焱在路上顺手帮一个老大爷推车上坡。老大爷问“你是当老师的吧”，段兴焱回答是警察。老大爷很吃惊，“怎么可能，哪有这样的警察。”段兴焱无言以对，他想起自己一次穿着警服去执行任务，很客气地请百姓搭个手，却没有人理睬。

“警民、官民、党群等等这些权力不对等的群体根本没办法对话，”段兴焱则十分谨慎自己手中小小的“权”。

有的时候，段兴焱甚至会显得过度敏感。不少人说他的微博“温和亲民”，他却不大愿意听到这四个字。他觉得这四个字就有种居高临下的官员作派，“为什么我和民众打交道，还得用‘温和亲民’这四个字？活像封建的皇帝。”“我不是亲民，我就是民，”段兴焱毫不掩饰权力越高的地方，官话讲得越多，“现在很多官员出言傲慢冷漠，就是皇帝思想。”

“一部分人手中的权力正在无限制地膨胀，”段兴焱只好到微博上“抱团取暖”，“我改变不了大局，但我可以改变自己。”

北京官话 篇3

“那些想说帝国朝廷语言的人, 一定要学习北京话。这种帝国官话是一种净化了土语成分的北京话。本书并未选择北京话作为唯一的拼写标准, 因为它与中国南部诸方言相差太远。本书有许多关于这方面的细节。到目前为止, 外国人所采用的语音拼写形式是根据折中的原则, 他们是不会放弃这种原则的。北京话更流行, 但南京话更为广泛地被人理解。南京话更加适合本书的主要工作范围, 即收集和比较多种方言的特征。与南京音不同的北京字音, 通常会插入在圆括号中。”[1](10)

由此可知, 艾约瑟在《官话口语语法》中以南京音为基础来给汉字注音, 当北京音与南京音不同时, 则会在圆括号中注明北京音。本文将从声母、韵母、声调三个方面对书中所注南京音与北京音进行比较。

一、声母比较

1. 精组和见晓组在细音前是否分尖团

“在元音i和ü之前, 字母k和ts, 在北京以及其他许多方言中, 听起来像接近ch但还没有准确达到ch的一个音。在同样的方言中, 相同的元音前, h和s也与之相符。”[1] (viii)

“北京官话……位于i或ü之前的声母h和k, 变成s和ts (或者ch) 。”[1](8)

“在北京以及西部省份的发音中, ts和k, s和h, 在某些情况下很难区分, 但这并不影响声母的数量, 因为这仅在元音i和ü之前发生。因此, 首都的本地人不能区分以下字:

2. 疑影母开口呼字的读音

《官话口语语法》中, 南京音和北京音的疑影母开口呼字读作零声母或ng母, 如表3所示:

正如艾约瑟在《官话口语语法》中所说:

二、韵母比较

1. 蟹影摄佳皆韵开口二等字的读音

在《官话口语语法》中, 南京音的蟹摄佳皆韵开口二等字读作iai, 而北京音的蟹摄佳皆韵开口二等字读作ie。艾约瑟认为:

2. 入声韵

艾约瑟用“-h”尾来表示入声, 他在《官话口语语法》中说:

“这个字母 (h) 也用在字的末尾, 就像许多以往作者说的那样, 用来表示这些字是短调。”[1](2)

“被用来表示短调的h尾, 除了是声调标志之外, 并无任何意义。”[1](4)

又在《汉语口语渐进教程》中说:

“在南京官话中, 第四声 (入声) 用h尾记录。在北方, 这种调类的字分布在其他调类中, 因此声调的数量就变成了四。”[2] (vii)

“第四声 (入声) 的字, 发音时间短暂。”[2](104)

在《官话口语语法》中, 南京音的入声韵独立, 而在北京音中, 入声韵则与阴声韵相混。

《官话口语语法》中的南京音和北京音入声韵比较如表5所示:

三、声调比较

在《官话口语语法》中, 南京音有上平 (阴平) 、下平 (阳平) 、上声、去声、入声五种声调, 而北京音则只有上平 (阴平) 、下平 (阳平) 、上声、去声四种声调, 入声已经消失, 混入其他四声中。下面主要对《官话口语语法》中北京音“入派四声”的情况进行分析, 如表6所示:

由上表可知, 在《官话口语语法》中, 北京音“入派四声”的规律大致为:

(1) 中古全浊声母的入声字大部分派入下平。

(2) 中古次浊声母的入声字大部分派入去声。

(3) 中古清声母入声字分派到上平、下平、上声、去声四个声调里, 未找到明显的规律。

参考文献

[1]Joseph Edkins.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Colloquial Language, Commonly Called the Mandarin Dialect (Second Edition) .Shanghai: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64.

[2]Joseph Edkins.Progressive Lessons in the Chinese Spoken Language:with Lists of Common Words and Phrases, and an Appendix Containing the Laws of Tones in the Peking Dialect (Fifth Edition) .Shanghai: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85.

[3]张世方.北京官话语音研究.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10.

[4]王力.汉语史稿.北京:中华书局, 2004.

不受官方欢迎的“官话” 篇4

上面这段文字并不是今年的新闻，而是出自2005年新华社发自贵阳的报道。最近“官话套话”又成了人们讨论的热点，文风和会风问题也又成了焦点话题。

1月8日，《人民日报》官方微博账号代表读者来信版征集“你最反感的官话套话”，并称“欢迎实例实录”，截至1月13日晚，这条微博收到超过12000次转发及超过4000条评论。

第二天，“高度重视”，“亲自过问”，“现场指挥”，“积极、及时、立即、确保”等词汇登上《人民日报》，成为这份中共中央机关报认定的官话套话。该报官方微博说：“到了改变权力话语体系和说话方式的时候了！”

《人民日报》“认定”过的官话

用既非官话也非套话的网络语言来说，《人民日报》这是在号召网友展开广泛的“吐槽”。

《羊城晚报》随后总结了最具代表性的网友评论，其中有开会发言类：“不要……！要……！大力……！深入……！高举……加快……推进……探索……坚持……确保……狠抓……”

有回应舆论类：“你说的是个别现象……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言不由衷类：“大家发表意见，有什么说什么”。

而在“高频词汇”的类别中，毫无悬念，“有关部门”又当选了。

在1946年～2005年的《人民日报》中，以“空话”或“套话”为标题的文章共有10篇。其中最早的是1957年1月18日的一幅漫画，标题是《美国官话》——画面中的警察问：“喂，爬到别人家里干什么？”而贼的回答是：“帮……帮助他家反对共产主义。”

这是一个具有国际视野和共产主义情怀的作品，然而只是个特例。其他以“空话”或“套话”为题的文章还是反思国内的问题。

“加强领导是关键，发动群众是基础，提高觉悟是动力”，这是1984年7月2日《人民日报》一篇文章所批判的“套话”。文章题为《“套话”的变迁》，作者任芙康还提到了一名乡干部对这句套话的“活学活用”——谈起这几年家乡的巨大变化，乡干部沉思后说：“领导莫管是关键，群众自愿是基础，‘好处’到手是动力。”

官话让人深恶痛绝，以至于在国家行政学院培训班上都曾被专门挑出，告诫官员不要说，“煽动”、“一小撮”等“专政”词汇。

一年之后，一篇题为《少说套话》的文章把另一种套话拿出来批判：座谈会上征求知识分子意见时，一些同志喜欢说“今天请大家畅所欲言，我们保证一不戴帽子，二不打棍子”。

作者不仅对于这套陈词滥调持批判态度，而且对于繁多的座谈会也颇为不满：“几乎每一回都可听到知识分子们提出的好建议、好意见。可是仔细了解一下，会后有哪几条得到认真研究、采纳和落实了呢？”

1985年的一篇文章指出了一种常见的官话：“对确实因为不称职、有毛病需要调动的干部，有的领导或碍于情面，怕得罪人，或担心被调动的干部不服从分配，往往采取了讲‘官话’的做法”——先跟对方说“成绩是主要的”。

不过，《人民日报》认为，看上去像套话的语言未必不是真话。比如1981年一篇题为《莫把真话当套话》的文章就指出，“这是党和群众的功劳，我个人没有什么”等等，“明明是真理，而又是在恰当的场合讲的，这就不能因为它是‘常谈’而斥之为‘套话’”。

官话的模式

《浙江日报》曾从文风的角度总结过官话、套话的固定模式——分析形势，必是“上下内外一派大好，机遇良缘千载难逢”；说到问题，“都是前进中的问题，不成问题的问题”；展望未来，必定是一片光明；谈及成就，往往是“在某某领导下、某某关怀下、某某帮助下”。

上面说的是行文，在应对不同场合时，也有不同的官话套路。比如：矿难等安全事故发生后，标准发言是“第一，周密安排……第二，严格查处……第三，排查隐患……”发生群体性事件，则通常要说“不明真相”、“别有用心”、“人民群众情绪稳定”……面对上访群众，则很可能是“你的情况我们已经了解了，回去等消息吧”。

上述官话让人深恶痛绝，以至于在国家行政学院司局级应急培训班上都曾被培训老师专门挑出，告诫官员不要说，以免形成舆论恶感。上述培训还提到了诸如“煽动”、“一小撮”等词汇，也要慎用。

有意思的是，一些官员说惯了官话、套话，落马之后也改不了这个习惯。中共北京市委主办的机关理论刊物《前线》曾经展示过一名腐败被捕官员写给检察官的交代材料：

“当前我们国家经济发展、政治安定、社会进步、民族团结，一派大好形势。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同心同德，在党的英明领导下开展了反腐败的人民战争，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新胜利。”

“对于我个人贪污受贿的具体过程就不详细讲了，仅对揭露和处理我的问题的重大意义简要地讲以下几点：一是消除了隐患，纯洁了干部队伍；二是教育了群众，提高了大家反腐防变的自觉性；三是鼓舞了斗志，增强了大家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信心。总而言之，这是一件大好事。”

——《前线》杂志说，连检察官都被这名落马官员弄得啼笑皆非。

领导如何反官话

对于文风会风的要求甚至可以回溯至延安时期，毛泽东痛批“党八股”，其中就有“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等指责。

近几年，不讲官话、套话的要求出现得也不少。

2009年9月，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已提出“从领导机关做起，大力整治文风会风，提倡开短会、讲短话、讲管用的话，力戒空话套话”。

而在2010年5月的中央党校春季学员开学典礼上，习近平也强调反对长、空、假，提倡短、实、新的文风。

江苏徐州睢宁县甚至曾经专门搞了一个整顿官话的动员会，有意思的是，当时作为主持人的睢宁县县长说：“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书记（当地县委书记）作讲话”，但很快他又补充了一句“作重要讲话”。这位县委书记随后登台说，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讲话重不重要。

提倡不讲官话的官员，有时会打断别人的发言。

比如，2008年1月重庆的一次政协会议上，时任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在听取汇报时突然打断正在念稿的某官员：“这种场合就不要说这些官话了！没有必要！”

2012年全国两会的一次讨论中，时任副总理王岐山在场，一位市委书记说：“王岐山副总理来听取小组讨论，与我们共商国是，我们感到非常高兴，非常温暖，备受鼓舞，深感振奋，我提议以热烈的掌声……”王岐山当即打断他：“这些话全是浪费时间的”。

媒体将这打断归结为对官话、套话的反感和批判。然而，改进文风会风的提法与实践都不是最近才出现的，为什么这个问题依然是个顽疾？《半月谈》杂志2010年第11期引述的一位“老机关”的话或许可以回答這个问题：

基于亲属称谓词看官话词汇特点 篇5

现代意义上的官话词汇研究虽说早在20世纪50年代便已开展,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方言词汇研究才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就。综观学界三十多年的研究,对官话词汇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官话区词典的编纂、官话区内部方言词汇整体研究、方言区词汇比较研究、方言特别词研究、方言类属词研究等。相较而言,官话方言类属词研究较少,不少类属词还有待挖掘,基于此,本文基于亲属称谓词探讨官话词汇特点。

一.官话方言词汇中的亲属称谓词

亲属称谓词作为汉语独具特色的词类,记录着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是体现亲属制最好的表现形式,有着“最高价值的”与“最富于暗示的”作用(熊焰,1996),这在汉语诸方言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方言中,亲属称谓词可说是当地文化的直接接受者,一定程度上通过官话亲属称谓词的词汇特点研究可窥见整个官话词汇的大致特点。学界对于方言词汇的界定,历来都有着不同的说法。我们采用的方言词汇的界定是一种广义的界定,即所有在该方言系统中出现的词,不管是否为方言区独有。进而,本文对于官话方言中的亲属称谓词的选取也是依照广义界定选取。

正如上文所提及的,官话区在我国分布范围非常广,因此我们选取哈尔滨、洛阳、银川、扬州、成都五个官话方言点作为研究对象,借此分析官话方言区的词汇特点。相较方言语音特点、语法特点而言,对于词汇特点的研究较为薄弱,也较不成体系。李如龙(2001)、陈瑶(2001)、袁家骅(2001)、董绍克(2013)等对方言词汇特征作出了分析,经过比较,我们认为董绍克对方言词汇特征的总结更为具体全面,因此本文主要借鉴董绍克(2013)的理论对官话方言亲属称谓词的词汇特点进行分析。

二.官话方言亲属称谓词词汇特征

鉴于上文对本文所列方言词及词汇特征的界定,笔者将《成都方言词典》(李荣、梁德曼等,1998)、《哈尔滨方言词典》(李荣、尹世超,1997)、《洛阳方言词典》(李荣、贺巍,1996)、《扬州方言词典》(李荣、黄世华等,1996)、《银川方言词典》(李荣、张安生等)等五部词典作为原始语料,并挑选出其中的亲属称谓词进行研究,探求以上述五地为代表的官话方言区亲属称谓词的词汇特征。

(一)构词特点

总体来说,官话方言亲属称谓词从音节数量上来说,以双音节、三音节为主。通过对方言词典的考察,五大代表性官话方言区都具有这个特点(见表1)。从表中可以看出双音节、三音节词汇占绝大多数。

从词缀上看,官话方言亲属称谓词后缀多“儿”、“子”等,以“儿”为最。如成都方言“弟娃儿”、“大姨妹儿”、“哥子”等,哈尔滨方言“媳妇儿”、“老丫儿”、“婶子”等,洛阳方言“大婆儿”、“小两口儿”、“舅子”等,扬州方言“侄女儿”、“大伯子”等,银川方言“孙女儿、大姨子”等。

(二)义位的义值特点

1. 表意义值增大

义值比较研究主要依据词汇语义学的义位微观结构论(董绍克,2013)。根据义位微观结构论,义位可以分解为义值和义域两个部分,它们分别相当于义位的质和量(张志毅、张庆云,2001)。义值由基义和陪义两部分组成,基义作为义位最基本的义值,相当于理性意义、概念意义等,陪义作为义位的附属义值,相当于色彩意义,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因此,我们主要在基义的框架下探讨官话方言亲属称谓词的义位义值特点。

基于上述框架,官话方言区亲属称谓存在词汇表意义值增大的现象。如:

(1)姊妹:兄弟姐妹,兄弟姐妹中只要有一位女性就可以说姊妹。(成都方言词典)

(2)亲家:两家儿女相婚配的亲戚关系,对儿媳父母或女婿父母的通称,也特指儿媳的父亲或女婿的父亲。(成都方言词典)

(3)大爷:伯父;尊称年长的男子。(哈尔滨方言词典)

(4)大老婆:旧时有妾人的妻子;年纪较大的妇女。(洛阳方言词典)

(5)表姊妹:有指表亲戚关系的同辈女子,也指有表这种关系的同辈男女。(扬州方言词典)

(6)婆姨:妻子;泛指已婚妇女。(银川方言词典)

上述六例分别摘自官话五大代表性方言区,同一般的义位义值相比,例子中的义位都存在义值增大的现象。“姊妹”一词涵盖了普通话中“兄妹”、“姐弟”等多个词,“亲家”、“大爷”、“大老婆”、“表姊妹”、“婆姨”等词在相应方言中也涵盖了多个义值。

2. 同形义位表意义值不同

所谓“同形义位表意义值不同”,即通常所说的同形不同义。董绍克(2013)指出,不同方言用相同符号表示你不同所指物的现象确实存在,究其本质是证明符号与所指物之间没有必然的本质的联系。亲属称谓词作为方言中使用频繁、联系当地文化密切的类属词之一,同样具有此类特点。通过对五大代表性官话方言区词典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官话方言区内部,一部分亲属称谓词存在上述特点,如婆婆一词在官话四大方言区(洛阳方言词典中未收入这个词条)义值都不甚相同。如:

(7)外祖母(扬州方言词典)

(8)丈夫之母、比喻上级主管部门(银川方言词典)

(9)祖母、丈夫的母亲、对老年人的称呼(成都方言词典)

(10)丈夫的母亲(哈尔滨方言词典)

(三)义位的义域特点

正如上文所提及的,义位的义域相当于义位的“量”,是指义位的意义范围和使用范围,意义范围主要表现为含元量的多少,而使用范围又可称为“语用域”(董绍克,2013)。就含元量的多少而言,官话方言亲属称谓词“元”的多少有别,如同样是“婆婆”这一词条,扬州方言仅含一元(例7),银川方言则有二元(例8),成都方言多达三元(例9);而对于不同亲属称谓词来说,含元量多少有别则司空见惯,如同是成都方言的“弟媳”、“弟娃儿”两个词条,前者仅一元,后者多达四元。

除了含元量多少有别,义位的义域特点还表现在语用域上。语用域在官话方言亲属称谓上多表现在面称和背称、文雅和粗俗等方面。如:

(11)小叔子:丈夫的弟弟,背称。

婆娘:妻子,粗俗说法。(成都方言词典)

(12)老子:父亲,背称,有时有不尊重意味。

婆:对丈夫母亲的称呼,背称,面称时随丈夫。(扬州方言词典)

(13)外母:岳母,背称。

外父:岳父,背称。(银川方言词典)

从上述三例中可以看出,官话方言在亲属称谓上有着背称和面称、雅称和俗称的差别,人们在运用时根据不同的场景灵活使用不同的称谓词来达到更好、更贴切的表达效果。

(四)词义范畴特点

词义范畴(lexical category)可以看作是语义范畴在词这个平面上的体现,是通过义素反映出的词的语义类型,同时也是在义位的组合和聚合中通过语义特征的分析而得到的(董绍克,2013)。一般来说,词义范畴可以再词典释义中得到显示,既可以是作为词义的一部分直接被显示出来,也可以是作为组合成分以括注等形式表现出来。通过对五大代表性官话方言区词典的考察,官话方言亲属称谓的词义范畴特点主要反映在词义范畴的对立性上。

虽然研究表明,语义区别特征整齐对立的概念语词多集中在种属关系的顶端各层级,如植物、动物,人、动物(张家骅,2003),但当我们聚焦于亲属称谓词,词义范畴的对立性便自然转向人类内部,并可以将其分为两类,即显性词义范畴对立、隐性词义范畴对立。

在官话方言亲属称谓词中,显性词义范畴对立反映在性别(男女)对立、年龄(长幼)对立等方面,当然这并不否认性别对立、年龄对立在其他方言区亲属称谓词中依然存在,也就是说,性别对立和年龄对立是超脱于官话方言区之上的普适性的特点。如:

(14)男:大爷、老大爷、爹、达达儿、弟儿们、舅子

女:大娘、婶子、婆儿婆儿、小姑子、大姨子(洛阳方言词典)

(15)长辈:太姥儿、老丈眼子、老公公、奶奶婆婆平辈:掌柜的、老娘们儿、先房、挨肩儿

晚辈:少的、老丫儿、外甥、侄儿(哈尔滨方言词典)

由于语义学和语用学是两个独立而又互为补充的学科(沈家煊,1990),因此语义和语用不可避免存在一部分重合。在隐性词义范畴对立上,官话方言亲属称谓词主要表现在背称和面称上,这一点和语用域特点有着相同之处,这里便不再赘述。

(五)词语的文化性

语言是反映人类文化的一面镜子,是文化传播与继承的工具(邢福义、吴振国,2010),无论从文化语言学亦或是语言文化学的观点出发,从词语中看文化都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官话方言区有相当一部分位于中国传统文化核心地区,不可避免地会将中国传统文化在亲属称谓词中反映出来。如:

(16)掌柜的、当家的(哈尔滨方言词典);

(17)大大、大妈妈(扬州方言词典);

(18)侄子/内侄儿、弟弟内弟(妻子的弟弟)(扬州方言词典);

(19)婆娘、亲家(成都方言词典);

(20)大老婆、姨太太、二房(洛阳方言词典)

例16反映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男性为一家之主;例17“大大”(伯父)、“大妈妈”(伯母)反映长幼有序的文化观念;例18反映内外有别的伦理纲常;例19“婆娘”是一种粗俗说法,“亲家”在成都方言中表示特指时,只指男性,不指女性,反映女性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例20则侧面反映中国古代乃至旧中国的一夫多妻制度。另外,由于官话方言区分布广泛,各地文化差异显著,内部差异也能表现出相应的文化差异。总之,从这些现象中可以看出各地文化面貌的差异以及文化史上被掩盖的部分事实(周振鹤、游汝杰,1986)。

三.亲属称谓词特点的横向比较

在几千年的汉语方言发展过程中,赣方言词汇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在此,我们将官话方言中的亲属称谓词和赣方言中的亲属称谓词作一横向比较。通过比较,赣方言同样具有同形不同义、含元量多少有别、语用域差异、词义范畴对立及反映一定的文化等方面的特点,在此不再一一赘述。接下来我们主要聚焦于二者的不同。

从构词方面来看,同样以《南昌方言词典》(李荣、熊正辉,1994)所收入的亲属称谓词作为初始语料,经过考察,词典所收入的179条亲属称谓词条中,有106条为双音节,32条为三音节。通过和表1的对比,以南昌方言为代表的赣方言在音节数量上以双音节占大多数,不同于官话方言中的以双音节、三音节为主。从词缀上看,《南昌方言词典》所收入的179条亲属称谓词条中,“儿”后缀为0条,表明赣方言中不以“儿”作为亲属称谓词的后缀,这是和官话方言的一个非常显著的差别。

另外,称谓语素方面,官话方言和赣方言基本都继承了古代父辈“爸”、“伯”、“叔”、“舅”等称谓语素,表现出较强的一致性。

四.结语

文章在学界公认的方言分区的基础上,综合分析官话词汇特点的研究现状,在此基础上选择以亲属称谓词为切入点,探讨官话亲属称谓词的词汇特征。虽然相较方言语音、语法特点,词汇特点相较研究不足,但是经过比较,我们认为董绍克的方言比较研究较为贴切,因此文章采用董绍克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

根据对《成都方言词典》、《哈尔滨方言词典》、《洛阳方言词典》、《扬州方言词典》、《银川方言词典》等五部词典的亲属称谓词的考察,可以看出:官话亲属称谓在构词上以双音节、三音节为主,且多“儿”、“子”等后缀;在义位义值上,有表意义值增大、同形义位表意义值不同等特点;在义位义域上,有含元量多少有别、语用域面背雅俗有别等特点;在词义范畴上,有词义范畴对立性的特点;另外,还体现出一定的文化性。在同南昌方言为代表的赣方言的横向比较中,二者有同有异,异主要体现在构词的音节数和后缀上。

山东三大官话区声母的尖团现象 篇6

(一)对“尖音”和“团音”的认识

对于“尖团音”学界一直有不同的定义与解释。“尖音”和“团音”的概念最早出现在《圆音正考》里面。“尖”和“团”的命名是根据《圆音正考》里用满文尖头字和圆头字分别来对译精组细音字和见组细音字而来。很多人通常误以为尖音和团音的区别就是[ts]、[tsh]、[s]和、、的区别,其实不然。在这里,有必要厘清“尖团音”的概念。综合各家观点,我们采用如下解释:“汉语方言中,凡是古代“精清从心邪”五母的字,现代的韵母是i[i]、ü[y]或以i[i]、ü[y]起头的字,叫做尖音字;凡是古代“见溪群晓匣”五母的字,现代韵母是i[i]、ü[y]或以i[i]、ü[y]起头的字,叫做团音字。不论这两组字的声母具体读什么,只要他们能成系统地区分开来,我们就说这个方言分尖团,如:将≠姜、节≠结、秋≠丘、趣≠去、齐≠旗、小≠晓、修≠休;不论这两组字的声母具体读什么,只要它们合为一类,我们就说这个方言是不分尖团音的,如:将=姜、节=结、秋=丘、趣=去、齐=旗、小=晓、修=休。”[1]

(二)汉语尖团音的相关研究

1. 区分尖团音的地区分布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1955年的通信调查,汉语分尖团的地区集中在河北南部、山东东部、山东河南两省交界处、河南西南部、陕西中部、广西东北部。[2]整体看来,北方地区比南方地区尖团音的对立更常见。

2.“尖团合流”的时间考察

从官话的语音系统来讲,代表清初(17世纪)官话音系的《五方元音》和《音韵阐微》中精组和见组均未发生腭化,精见组泾渭分明。代表清代后期(19世纪中后期)官话音系的《正音通俗表》,见组已经分出腭化音,但精组保持古读舌尖前音。而反映18世纪中后期北京音系的《李氏音鉴》中北京音精见组均已腭化,且两组腭化音已经合流。这点在《圆音正考》中也有提及。由于官话音记录的是读书音,比较保守,因此比北京音晚了一步。总体看来,18世纪中后期北方话口语系统中“尖团合流”基本完成。自然,每个方言区“尖团合流”的时间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

二、山东方言精组和见系声母的腭化现象

在汉语尖团合流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尖团音的区分问题与声母的腭化关系密切,特别是尖团音的合流是以声母的腭化为前提的,也就是精组和见系声母的腭化,因此探讨山东方言的尖团音问题,我们可以先看精组和见系声母在这些方言里的腭化情况。

根据《中国语言地图集》(1987),山东地区的方言分属于汉语官话方言的中原官话、冀鲁官话和胶辽官话。其中中原官话区包括济宁等31个县市,冀鲁官话区包括济南等50个县市,胶辽官话区包括烟台等28个县市。[3]为了方便研究,我们从山东三大官话区各选出一些代表性的方言点,如下所示:

中原官话区:济宁、平邑、汶上、滕州、梁山、单县、费县、金乡共8点。

冀鲁官话区:德州、济南、临清、寿光、莒县、利津、新泰、莱芜、日照、博山、宁津、淄川共12点。

胶辽官话区:烟台、平度、蓬莱、莱州、诸城、胶南、即墨、昌邑共8点。

(一)关于腭化

我们知道,中古汉语的三等字带有i介音,四等字同样有个i介音(四等是由于主元音的高化逐渐增生出i介音来),随着时间的发展,大约在元代以后,由于受i介音的影响,中古声母系统发生了变化,产生了舌面音。以北京话为例,北京话中的、、来源于中古精组声母(精清从心邪)和见系声母(见溪群晓匣)的三四等字,今读音为拼齐齿呼和撮口呼的精组字和见系字,如下图所示,这种现象我们称为腭化。需要说明的是对于见系,开口二等字也发生了腭化,明代后期,来自中古牙喉音的开口二等韵就已经变成腭化韵。[4]

(二)山东三大官话区精组和见系声母的腭化与非腭化现象

1. 腭化的基本情况

对于精组和见系声母,在山东三大官话区均发生腭化,且在中原官话区、冀鲁官话区腭化现象很普遍,唯独胶辽官话区精组字除烟台外均未腭化,见系字发生腭化的也只有四点。下面列表说明。

2. 未发生腭化地区声母的具体音值

先看精组的情况,冀鲁官话区的莒县和利津没有发生腭化,其精组细音字均保存古读ts类。在胶辽官话区只有烟台精组细音字发生腭化,诸城心母和邪母腭化,其他点要么保存古音读ts类,要么读为tʃ类、类、tθ类音。如下表2所示。

对于见系细音字,在胶辽官话区未腭化的方言点有平度、诸城、蓬莱、烟台,这些地区舌面中音普遍存在,钱曾怡(2001)提到这种舌面中音比起舌根音[k]、[kh]、[x]发音部位往前移动了一些,但发音方法已经不是塞音,而且不同方言点的舌面中音发音部位也不完全相同。见下表3所示。

三、山东三大官话区尖团音区分的具体情况

山东地区“尖音”和“团音”的读音类型种类非常多。在我们所选的方言点中,“尖音”就有5种不同读音,“团音”有三种不同读音,尖团音对立的情况则有6种不同类型,主要是(ts类,类)、(ts类,c类)、、(tθ类,类)和(类,c类)。根据上2小节可以知道在中原官话区精组细音和见系细音都腭化成、、,也就是尖团合流了。而在冀鲁官话区和胶辽官话区均有不同的尖团音对立情况。如表4所示。

(一)胶辽官话区尖团音保持对立的原因简析

山东方言,从地理位置上看,尖团音合并的趋势由西相东,由南向北依次减弱:中原官话区基本完全合并,冀鲁官话区多数地区合并(未合并的莒县、利津也是比较靠东的),胶辽官话区则保持尖团对立的状态。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解释这种现象:由于胶辽官话区的各方言点大都位于胶东半岛,位置相对比较封闭,过去交通也不便利,不易受到其他方言的影响;反之,中原官话区和冀鲁官话区是山东政治文化的中心,相对比较开放,与汉语其他方言区的接触比较多。而现在胶东地区的年轻一代已经趋向于不分尖团,应该是胶东地区与外界交流扩大及受普通话的影响的结果。

(二)个别方言点知系字与团音字的混读现象

在山东中原官话区的梁山点和胶辽官话区的烟台点,知系字也发生了腭化:梁山知组、庄组和章组均发生腭化,烟台知组和章组字发生腭化。这些发生腭化的知系字跟该方言点的团音字读音变得相同。以梁山点为例,举例说明团音字与知系字混读的情况

梁山、烟台腭化的具体情况请看下表5。

梁山知系字发生腭化的条件是韵母大部分都是合口三等字且今读为撮口呼,也就是普通话中是舌尖后音拼合口呼的字,例如猪。观察梁山的声母系统发现并没有舌尖后音,而且精组拼合口一等字的字声母同样腭化为,例如租、孙。因此我们推测梁山知系发生腭化的字很可能最开始是读如精组洪音字[ts],即猪读作[tsu],因为声母是舌尖前音,发音比较往前,而韵母[u]是后高圆唇元音,舌位比较靠后,这样违背了语音的省力原则,加上受语速加快的影响,很自然的声母发音做出了往后的调整,由舌尖前音变成舌面音,相应的韵母也腭化成撮口呼。烟台的知系字与团音字的混读的原因与梁山基本一致即知系字腭化后声母与见系细音声母合流为舌面前音。

(三)山东地区尖团音合流时间的相关文献记载

我们可以发现山东地区凡是尖团音合并的地区“尖音”和“团音”都读为舌面前音t揶类。正如张树铮说的“如果尖团音合并的话,问题就明朗了:只有在见系字和精组字是舌面前音的情况下,尖团音才可能合并(其他的情况比较少)。”[6]对于尖团音合并的时间,前面已经提到《李氏音鉴》记录的北京音系也就是18世纪中叶,北京音系已经尖团合流了,而在同样记录北京音的《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中精组、见组尚未分化,由此可以大概了解到北京音尖团合流是在17世纪到18世纪中叶之间完成的,大约经历了一个多世纪。山东地区方言尖团音合并完成的时间并不确定,但是有迹可循。清代山东方言资料中,表现出尖团音合并的材料很少,仅有的是《日用俗字》和《聊斋俚曲集》的个别例子,如《俚曲》中的“交”(见母)在《日用俗字》中写作“緄焦”(精母),可以看出有尖团相混的迹象。[7]而《聊斋俚曲集》所反应的是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的山东淄川的方言,虽然我们不能完全确定《俚曲》记录的是当时的实际读音(可能有拟古倾向),但也可以推测淄川所在的冀鲁官话区尖团合流完成的时间要比北京话更晚一些。

四、小结

“尖团合流”是汉语语音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在山东的中原官话区和冀鲁官话区大部分方言点都完成了“尖团合流”,而在山东的胶辽官话区则普遍存在着尖团对立的情况,并且尖团对立的类型非常丰富,这种情况最直接的原因是该区大部分方言点的精组和见系声母没有腭化。但在胶辽官话区的年轻一代中,有不分尖团的现象,可以预测在胶辽官话区“尖团合流”将是大势所趋。

参考文献

[1]引自罗福腾.尖团音概念订误.1996.

[2]见袁家骅.汉语方言概要(第二版).2000:30.

[3]详细情况可参看贺巍《中原官话分区(稿)》(2005)、刘淑学《冀鲁官话的分区(稿)》(2006)、张树铮《胶辽官话的分区(稿)》(2007).

[4]在《西儒耳目资》与《韵略汇通》中均有体现.

[5]书禅母和个别船母合口三等字读为唇齿音[f].

[6]见张树铮.清代山东方言语音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