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失衡与平衡（精选九篇）

生态失衡与平衡（精选九篇）

生态失衡与平衡 篇1

一、阿什比的“大学生态系统论”思想探析

“生态”一词来源于生态学 (ecology) , 其含义是:有机体或有机群体与其周围环境的关系。生态系统是指一定地域 (或空间) 内生存的所有生物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具有能量转换、物质循环代谢和信息传递功能的统一体, 其基本观点在于强调系统中各因子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以及功能上的统一。综观阿什比的《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一书, 我们可以发现阿什比的“大学生态系统论”包含了大学生态系统的两种要素、两种状态和两种机制。

(一) 两种要素:遗传与环境

阿什比运用了生物学和生态学中的原理对高等教育作了新的解释。阿什比在全面审视西方大学发展史和现实的基础上, 从生物学的角度提出“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物”[2]。按照“生态系统”的理论, 大学作为一种有机体, 其内部各要素之间以及它与周围的环境一起构成了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生态系统。从整个大学系统看, 大学作为有机体, 在内部有其发展的内在逻辑, 即阿什比所指的“遗传”;外部有影响大学发展的政治、经济和科技因素, 即是“环境”。整个大学系统都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物”。就某一类型或某一所具体大学来说, 也是其内在逻辑和外在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

阿什比通过梳理19世纪西方大学思想的嬗变, 来阐述其“大学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物”的立论。阿什比将19世纪大学的“遗传”定位为德国洪堡所倡导的新人文主义大学传统, “环境”是指“本国的社会背景”。在阿什比看来, 19世纪西方大学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物”, 是指德国大学的传统作为大学发展的内在逻辑, 在不同的国家结合不同国家的社会背景, 而产生了各自国家的大学类型。例如, 德国学术自由的大学思想进入英国和美国的环境中, 结合各自国内的传统就发生了不同的变化。19世纪的英国高等教育长期受牛津、剑桥等传统大学的影响, 大学的职责是实施通才教育而不是专业训练, 其教学过程是学生与导师面对面进行, 注重陶冶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训练而不注重罗列事实。因此, 自然科学很难进入英国大学的课程设置中, 德国学术自由的大学理念到了英国的环境里, 形式有了变化:“洪堡关于学生独立和自由的观点, 英国大学从来未曾接受过”, 而“德国大学的教学自由受英国的热烈欢迎”[3]。而德国大学的学术自由思想到了美国这一自由的国度之后, 就表现得淋漓尽致。“德国人热爱科学课程和学者致力于科学和学术的精神, 都深为美国所欢迎”, “德国大学中提倡的学习自由的一些特色, 虽未被英国所接受, 却在美国生了根……而且除一些偏差外, 美国大学教授在教学上也享有与德国或英国同样的自由”[4]。大学作为生态系统, 其发展既要遵循自身发展的逻辑, 又要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与时俱进, 以适应环境的发展。阿什比指出:“在英美大学的血液中, 都有德国大学宝贵传统, 只是各国为适应本国的学术传统和社会风尚而有所取舍罢了。”[5]

大学生态系统的“遗传”与“环境”或“内在逻辑”与“外在环境”是大学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两种要素。从上述阿什比关于19世纪西方大学思想的演变中, 我们可以发现, “遗传”与“环境”是相对于生态有机体而言的。何为遗传, 何为环境, 主要看有机体是什么。当19世纪德国的传统大学理念被看做“遗传”, 那么19世纪英国或美国的大学传统则可被看成“环境”;当英国或美国的大学传统被看做“遗传”, 德国的大学理念则可被看做“环境”。同样, 每一所大学的发展都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 那么外在的一切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其他大学的影响等都可看做其“外部环境”。

(二) 两种状态:失衡与平衡

生态平衡 (ecological balance) 是指一定时间内生态系统中的生物与环境之间、生物各个种群之间, 通过能量流动、物质循环和信息传递, 使它们相互间达到高度适应、协调和统一的状态[6]。阿什比认为, 高等教育体系显示出生物学家所谓种系发育的惯性, “因为大学职能之一就是保存和延续文化遗产。另外, 大学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要随时适应 (有时很痛苦地) 所处的社会环境”。“因此, 大学经常受到内外两种力量的制约, 从而出现不稳定的平衡”[7]。大学生态系统的发展是由“遗传”与“环境”两种因素之间的张力和约束力而形成的一系列平衡———不平衡———更高层次的平衡的发展过程。

阿什比时代正是西方高等教育大规模扩展的时代。阿什比认为, 大学体系的规模扩展主要由三种力量来决定, “就美国来说, 最突出的力量是来自请求入学者的压力;就苏联来说, 最突出的力量是向学校抽调毕业生的‘吸力’, 或称人才的需要;就德国以及英国来说, 最突出的力量是大学体系本身的内在逻辑”。阿什比所指的这三种力量适应于所有大学体系的规模扩展。他指出:“如果这三种力量之间失去平衡, 高等教育体系必将垮台。”[8]阿什比认为在他所处时代的大学发展过程中, 这三者之间正失去平衡。他说:“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 即在世界各国的高等院校中, 上述各种力量的平衡, 都因社会变迁而遭到破坏。”[9]世界各国高等教育体系都呈现出不稳定状态, 但都在用不同的办法来适应不同的社会, 但“谁也不知道如何达到新的平衡”[10]。

(三) 两种路径:抛却传统与自我调节

失衡与平衡是生态系统的常见现象。当有机体的“遗传”进入到一种新的“环境”, 或一种新的“环境”介入到有机体的“遗传”中, 有机体就会出现不适感, 此时就需要有机体进行“遗传变异”, 以适应环境的影响。同样, 当一种“环境”进入到稳定了的大学系统中, 或是稳定的大学内在逻辑遇到新的环境时, 就会引起大学发展的不适, 即大学系统的失衡。此时, 大学系统必须给予适当的回应, 否则高等教育体系必将垮台。回应有两种路径:一是直接抛却传统, 迎合新事物;二是自我调节, 以适应新的环境。这是每所大学在发展过程中都可能遇到的情况。

就大学规模的扩展而言, 不同国家大学的反应是不同的。在英国, 著名的罗宾斯报告主张高等教育规模的大小取决于要求入学而经审查合格考生的多寡, 这也就是说, “请求入学者的压力”占了上风, 因此阿什比称这个报告是“减轻了内在逻辑所起的作用, 而增强了投资者 (国家) 的影响”。面对“请求入学者的压力”和“人才的需求”, 美国的大学敞开了大门, 实行“自由扩充”, 美国高校“收容了大量没有求学动机的学生, 即实际上无心于学业的顾客 (估计占大学生总数的30%) ”。在德国, 自洪堡时代开始的教授治校传统也被大学管理法案所打破, “这个法案规定大学所有的主要委员会都应包括教授、职员和学生各三分之一”。综观各国大学的改革, 基本上将重心放在适应社会需求———“环境”上, 而对于大学发展的内在逻辑———“遗传”, 则存在被忽视的倾向, 甚至不惜牺牲内在逻辑来适应环境的需要。阿什比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前的变动是复杂的, 多种多样的, 有许多是以牺牲大学文化传统为代价来增加社会环境的影响。”[11]

阿什比强调大学发展过程中内在逻辑的重要性, 认为它是大学之所以成为大学的根本所在, 应在保守大学的完整性的基础上, 改革大学的内在传统, 以适应外在环境的变化。他指出:“社会环境的力量是变化无常的。所以大学各部门应该怎么办, 要由从事高等教育的人来决定, 这一点是主要的。就是要取决于大学的内在逻辑, 同时要抵制社会潮流。”[12]“内在逻辑对高等教育体系的作用犹如基因对生物体系的作用, 它要保持这种体系的特征;它是这种体系的内在回转仪。”[13]阿什比认为, 高等教育体系发展的内在逻辑不是唯一的, 而是多元的, 不同类型的大学有不同的内在逻辑, 这些大学应对不同的社会环境或社会需求, 同时, 每种类型的大学的内在逻辑都是可以自我调节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

二、阿什比的“大学生态系统论”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启示

首先, 我国现代大学的发展遵循了生态系统发展的规律, 这是“遗传”和“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例如, 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时, 极力推崇德国的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 大力主张学术研究“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和大学管理的“教授治校”, 这些大学发展理念来自于洪堡时期的大学理念, 视为大学发展的内在逻辑。梅贻琦大力提倡通识教育和学术自由、蒋梦麟倡导自由个性教育等都吸取了西方大学发展的有益养料, 同时又有本国优秀的文化传统。中国现代大学的发展是中国文化传统与西方大学思想的结晶。

其次, 对我国当前高等教育规模扩展的启示。面对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展, 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的困境几乎与阿什比在《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中的情形一致。首先是资金缺乏问题, 其次是如何提高教育的质量。但“令人失望的是, 政府、出版界和高等院校只是十分重视体系扩充和增筹经费之类的问题, 却未重视如何改革这个更为切要的问题 (指如何改革高校发展的内在逻辑, 以达到新的平衡———作者按) ”[14]。

摘要：文章从生态系统的两大要素“遗传”与“环境”、大学生态系统的失衡与平衡、大学应对外部环境的两种路径:抛却传统与自我调节等三个方面分析了“大学生态系统论”的主要内涵, 阐述了大学生态系统论对解决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中的高等教育系统失衡问题具有的重要启示。

关键词：环境,遗传,生态系统,生态平衡

参考文献

[1]Erio Ashby.Universities:British, Indian, A frican:A Study int he Ecology of Higher Education[M].London:Weidenfeld & Nicolson, 1966.

[2][3][4][5][7][8][9][10][11][12][13][14][英]阿什比;滕大春译.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3:7, 10-11, 11-12, 12, 138-139, 13, 139-140, 139, 140, 141, 139, 139.

网络生态失衡与构建思考探讨 篇2

人带来前所未有的自由，但是自由不意味着放纵，对网络的滥用极易使网络荒漠化，所以，在发挥网络便捷功能的同时，要注重网络生态的维护和构建。

网络生态失衡的缘由

网络生态系统是一个人工控制系统，人作为信息主体，参与网络信息的生产消费，建构维护网络生存的社会环境，人的主体性因素在网络系统中起着重大作用。而网络信息主体主要由受众、网站经营和管理者、政府监管部门构成，这三方的行为失调对网络生态失衡负有重大责任。

1.受众：“隐身”的网上狂欢

网络作为现代化的生存方式，它独有的功能给受众提供了一个与现实截然不同的体验环境，网络的虚拟性加上受众的匿名性，使得受众在网络中处于“隐身”状态。同时，网络中道德规范的减弱，使得人们的自律性大大降低。人们在网络中卸下了现实中的种种包袱，摆脱了条条框框的限制，放下了自己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和义务，沉溺在网络的“自由”中，享受自己的狂欢。

在网络中，多数情况下，大量网民在短时间内难以对事件进行理性分析时，就让情绪支配了行为，在群体的名义下，集体狂欢。特别是“人肉搜索”这种行为直接从网络延伸到现实，侵犯了社会人合法的权益，给社会秩序造成干扰，也使网络生态失衡。

2.网站经营者：忠实的利益追随者

与其他媒体不同的是，网络是一种快速的文化消费行为，受众对网络的内容基本是以浏览为主，这就迫使网站经营人员高度重视信息对受众的吸引度，以便赢得好的点击率，获得好的经济收益。正是在这种动力的驱使下，暴力和色情内容充斥网络，抢劫凶杀案件和明星绯闻赫然在目，暗示性的诱惑标题大而醒目。激烈的竞争，还使得不少网站虚假新闻泛滥。网站的这些利益在先的做法，不仅影响了网络媒体的公信力，污染了网络的文化环境，而且给受众的利益带来损害，同时使网络系统与其生存的社会环境在融通方面出现不适，影响其自身和谐运营。

3.政府部门：政策和技术上的监管乏力

我国在加强互联网管理的十多年内，相继出台了近200多项有关网络管理的法律法规，如《互联网电子邮件服务管理方法》、《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等。但是这些办法并不能完全适应网络发展的需要，一方面，因为这些法律法规都是申明性的，缺乏实际操作性；另一方面，因为这些政策都是具体针对某个网络技术形态，如加强bbs管理、邮件管理的法案，不成系统。总体来看，我国的网络政策法规组合的整体性差，缺乏前瞻性，所以，监管部门需要转变思维方式，使得政策的制约更为有力。

此外，技术在监督、控制网络信息活动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功能，加强技术性的监管对维持健康的网络环境至关重要。由于互联网内容的繁杂性和流动性，不可能对所有的内容都穷尽检查。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我国网络技术的过滤监测机制并不完善，以互联网的低俗内容为例，文字内容易辨识出来，但对音视频等非结构化内容的智能识别还存在技术障碍，这就容易使得一些不良信息躲过技术的监管流毒于网络。所以，提高监管的技术水平，也是有关部门提高监管能力所需采取的措施之一。

网络生态构建的思考

1.理性运用网络技术，使其发挥积极作用

历史上，每次技术的飞跃在给人类带来文明的同时也带来一定的社会问题，网络技术亦然。网络使人的思想、言论和行为前所未有地开放，使人的主体性价值得到充分的体现，个性得到自由发挥，但是，这种无节制的个人化的发展必然给网络带来生存上的危机。新技术的使用，应该以带给人的生活幸福最大化为价值取向，但如果人在技术的操纵下，变得失去理性，失去自身对社会、对他人的尊重，使技术的存在变成影响社会正常运行的一种力量，那人就会被技术异化，失去技术本身应有的价值。

2.提高网络素养，加强网德教育

网络素养是指个人使用网络的能力水平，较高网络素养的人能有辨别地接受网络上繁杂的信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自觉抵制不良信息的影响，批判性地看待网络问题。网络素养作为一个“内因”，在目前网络“把关人”缺位的情况下，可使网络主体自主地对信息进行过滤筛选。在网络生态构建中，人作为主体因素，应主动地提高自身素养，更好地发挥其主导作用。

网络道德的提高，是所有参与网络运行的主体自主的行为认识，受众要按照一定的道德标准约束自己，网站运营者要有一定的行业自律，加强网站的内容和质量建设。

3.以生态智慧处理网络问题

全球经济的平衡与失衡 篇3

低级的政治争拗，是谩骂、打人、大声、恶言，纷争之后便是群丑乱舞。高级的政治过招，则是温文尔雅的交谈，在无硝烟中致敌于死地。今次的G20匹兹堡峰会尽现此点。

此次c20匹兹堡峰会在解决金融危机上迭成了不少共同承诺，其中之一便是“全球经济平衡发展”。这绘制了很美的图画，但要实现起来，其中应有不少风险。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美开了个布雷顿森林会议，美国趁机借金本位之利而确立了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地位。

第：次世界大战后，盟国通过开罗会议和波茨坦公告，重新勾画了世界版图。

2008年的金融海啸，其震撼力不亚于一次世界大战，只不过这次是场没有炸弹但有“银弹”的“战争”。劫后怎样去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很明显，不可能有任何领土版图的整合，但经济版图的重新整合是难免的。

自从今年7月初G8在意大利开会后，笔者就提出，G8将会由G20替代，而G20以G2为首，主要是因为一场金融海啸暴露了G8(或应是少了俄罗斯的G7)的运作架构出了问题，c8亦因之不能号令天下。此一如春秋战国时周室管治不了天下，便出现了六国并起、逐鹿中原之事。而所谓六国，亦不是六国鼎立，而是随诸国的国力改变而有所变化，齐、楚、秦是六国中的大阿哥。今时情形与之有几分相似。

在9月19日，奥巴马被采访时曾说：“我们不能再回到之前那个时代，中国、德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只是卖东西给我们，致使我们在产生大量信用卡债务或房屋权益贷款的同时，都没有出口任何东西给他们。”大家不妨想想为什么奥巴马会说这样的话?话中有没有道理?

贸易就是你买我的，我买你的。中国、德国和其他国家有东西卖给美国，美国有什么东西可以卖给中国和德国?

在上世纪50年代，当时正值二战之后，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将大量机器、民生物资等卖给百废待举的德国。但到今时，美国的通用汽车跟德国的奔驰汽车能比吗?叫人家买得下手吗?

在上世纪50年代，香港人还有不少美国货可买，Arrow牌T恤。RCA、Radio Shack、Fisher、NAD等电子产品，以及当年人称剃刀边缘的美国车。这些如今怎样?

美国责怪中国和德国不买美国货，一如今时港人怨大陆同胞不买港产T恤衫一样。在数十年前，这埋怨可成立，但令时香港已再无制衣厂，一如美国已少了很多的生产线一样。美国令时卖得最多的，是有毒资产，港人不是买了不少雷曼迷你债券吗?

奥巴马的埋怨是没有理由的，但为什么他仍要说这话?这可能跟他要争取国内劳工团体去支持他的医改方案有关。如这只是政治虚招，不成问题，但如果真是奥巴马或美国政府的真实意见的话，问题就来了，因为这是贸易保护主义的苗头。

负责起草这次峰会《领导人声明》的美国国家安全副顾问费格曼明确表示：“我们希望达成一个框架协议，以实现均衡增长，就如何解决导致本次危机的各种失衡，就追究彼此责任的程序达成共识。”

有什么责任好追究?有位美国大哥，见到中、德货品，就情不自禁狂买，导致刷爆了卡，买多了屋。奥巴马不去问为什么这位美国大哥有这个购物癖。而责怪中、德好货太多?

中国领导人也不是不知这个责任谁属。故胡锦涛说：“失衡既表现为部分国家储蓄消费失衡、贸易收支失衡，更表现为世界财富分配失衡、资源拥有和消耗失衡、国际货币体系失衡。从根本上看，失衡根源是南北发展严重不平衡。”

这番话一下子就将“失衡”问题铺展开了，由资源到货币，由储蓄到消费都有失衡，要处理的，便不是买卖东西的贸易失衡，而是全球经济发展失衡，也就是说不能光处理贸易失衡，而是要立体地处理经济发展失衡才可。

这个宽泛的“失衡”问题只是把问题提出来了，还没有结果，将留待令次峰会之后或之后的G20峰会去定案。

生态失衡与平衡 篇4

一、结构模式分析

该作品由ABA’三部分组成, A (1-62) 是典型的多耶主题, 作曲家以侗族民歌音调“do、la、re”为核心动机, 通过逆行、倒影、逆行倒影等手法展开。第1-9小节作曲家以Largo和Allegro两种速度交替出现, 描绘了一场热闹非凡的多耶舞;第10-18小节使用了双调性, 像是一段芦笙的二重奏;第19-37小节节奏随意, 用旋律模进的手法加以展开, 宛如一段即兴的舞蹈;第38-52小节的柱式和声织体颇具中国打击乐的性格, 为我们展现出了侗族人民载歌载舞的热闹场面;第53-62小节两个声部以倒影的形式从高音区逐渐过渡到低音区, 像是广西侗族的芦笙重奏。

B (62-106) 是京剧主题的呈示及展开。第62小节是京剧主题的呈示, 开始的双八度主题恰如京胡的伴奏, 作曲家运用了自由模仿和倒影的手法使得横向流动的旋律变得柔和、温暖, 与A部欢快活跃的多耶主题形成鲜明的对比;第63-97小节的高声部作曲家用装饰变奏的手法对京剧主题加以展开, 低声部则为十二音技法的固定低音;第98-106小节旋律走向与A部的末尾恰恰相反, 作曲家使用了模进的手法使两个声部由低音区逐渐过渡到高音区。

A’ (106-169) 为多耶主题与京剧主题的结合。第106小节的快板部分为多耶主题的装饰变奏;第107-124小节运用了对位的手法, 使多耶主题与京剧主题纵横交织, 相互融合;第125-159小节音乐欢快而富于节奏感, 多耶主题 (上声部) 与京剧主题 (下声部) 纵向结合, 相互对比;最后以强有力的多耶主题结束全曲。

通过对作品主题的发展手法进行分析, 我们不难发现该作品虽然由ABA’三部分组成, 但其结构又与传统的三部性结构原则有所区别, 作曲家打破了传统的“呈示-展开-再现”的结构模式,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分-分-合”的结构模式, 第三部分是前两部分的综合, 这种结构模式的使用使作品更具动力性。

从速度方面来看, 作曲家在创作作品时先后做了七次速度变化, A部为Largo (广板) 和Allegro (快板) , B部为adagio (慢板) 和andante (行板) , A’部为Allegro (快板) 、meno mosso (稍快些) 和vivo con animato (活泼有生气地) , 也体现了传统的 (快-慢-快) 三部性结构原则, 但作曲家并未拘泥于这种原则, 第三部分的速度较第一部分明显加快了很多, 如此以来, 作品获得了更大的张力。

二、创作技法探微

多耶又叫“踩堂歌”是侗族地区一种古老的祭祀歌, 侗族敬奉萨玛神, 每年春节祭祀时, 全寨老少在供神的社堂前围成圆圈, 手牵手载歌载舞来祈求神灵保佑。领唱者即兴演唱现编的歌词 (唱词内容以歌颂祖先、祈求平安、祈求丰收为主) , 余众人围圆圈漫步舞蹈并和之。作曲家以这种舞蹈形式为原型, 在作品一开始就给听众营造出一场“一领众和”式的多耶舞蹈场面。

如上表所示, 作品1-10小节的上声部为“领”部, 下声部为“和”部。上声部的发音点数依次为2、5、9、12、14, 呈递增趋势, 下声部的发音点数依次为12、8、6、3、1, 呈递减趋势, 两个声部均呈现出发音点横向的不稳定性。若将每两小节进行纵向结合, 共可分为五组, 每组发音点之和分别为14、13、15、15、15, 即其纵向发音点趋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如此以来, 横向的不平衡、不稳定状态恰在纵向的结合中得到了相对的平衡, 这种创作技法恰与中国传统打击乐“十番锣鼓”中的“鱼合八”有异曲同工之妙。除了发音点的纵横结合外, 上声部的速度由♩=40加快到50, 呈现出“渐快”的模式, 而下声部则一直保持在♩=120的恒定速度, 这种速度的渐变与恒定也使音响取得相对的平衡。在音乐材料方面, 上声部趋于不断变化的状态, 其落音分别为#C、E、G、B、#C, 下声部则以“bD-bA”这个纯五度音程为根茎, 进行重复, 形成“固定低音”, 上声部音乐材料的不断变化恰在下声部的“固定低音”中获得了相对的平衡。在力度方面, 上声部的f与下声部的pp形成强弱的对比, 也使作品获得了相对的平衡。同样的创作技法还体现在作品的第11-18小节中, 上声部为恒定的5/4拍, 下声部节拍则不断变化, 分别为9/8、7/8、5/8、3/8、2/8, 其对应的音点数分别为8、6、4、2、1, 同样呈递减趋势, 这样下声部不断变化的节拍及音点数在上声部稳定的节拍中获得了平衡。

作品第63小节 (如下图所示) 的低声部, 作曲家使用了更为精妙的创作技法, 由一个递增的节奏序列与一个递减的节奏序列重合、叠置而成, 其音点数分别为1、3、5、7、5、3、1。

若将音点数绘制成序列图, 我们不难发现, 递增的节奏序列恰为一个正三角形, 递减的节奏序列是一个倒三角形, 递增序列的逆行即为递减序列, 这种创作技法恰与中国传统打击乐“十番锣鼓”中的“金橄榄”相契合, 但作曲家并未局限于这种完全对称的节奏原则, 在递减序列中使用了渐快、渐强的速度和力度标记来打破这种平衡。

作品的第64-75小节, 高声部为京剧音乐材料的不断展开, 低声部作曲家则使用了十二音技法进行创作, 低声部依次出现C、bD、bB、#F、G、F、A、bE、D、E、B、#G这十二个音, 且作为固定低音, 持续了十二小节, 高声部不断变化的旋律在十二音的固定低音中获得了平衡。

作品第107-110小节, 多耶主题材料与京剧主题材料的结合, 上声部为多耶主题材料, 下声部京剧为主题材料, 值得一提的是, 上声部的音点数分别为9、6、3、1, 呈递减趋势, 下声部的音点数分别为2、3、8、9, 呈递增趋势, 这种音点数的增减关系与作品一开始 (1-10小节) 恰恰相反, 形成了音点数的“对位”关系。

复合节拍是作曲家使用的又一重要的创作技法, 作品第133-159小节的低声部看似为十六分音符的八音组, 实则为十六分音符的六音组的固定低音进行, 音乐材料来源于京剧主题, 高声部的音乐材料来源于引子部分, 是典型的多耶主题, 高声部2/4拍不断变化的多耶主题与低声部6/8拍的“固定低音”式的京剧主题形成节拍的错位, 高声部音调的不平衡、不稳定在低声部的固定低音节奏中获得了相对的平衡。

作品的最后 (第168-169小节) , 首先呈现“多耶”主题, 音乐材料来源于引子的低声部, 接着是弱力度的京剧主题, 音乐材料是第62小节的“双八度主题”, 最后一小节的E、#C两音与作品开始遥相呼应, 使作品获得平衡, 然而作曲家并未简单的重复, 而是在原来单音的基础上叠入了高十六度的双音, 从而打破了这种平衡, 使作品获得相应的动力感。

三、结语

通过对作品的结构、发音点、速度、力度、主题旋律、节奏节拍等方面的分析, 我们不难发现作曲家在创作作品时总是试图挖掘传统的创作技法, 从不同的角度来体现作品的“平衡美”, 然而又不拘泥于这种简单的平衡, 又要通过其他途径恰如其分地打破这种平衡。作曲家巧妙的将传统作曲技法与现代作曲技法相结合, 将东方与西方音乐思维相融合, 整首作品都是在这种“平衡”与“失衡”、稳定与不稳定、和谐与不和谐中展开, 这种“平衡”与“失衡”恰恰成为作曲家构建作品重要的结构力原则。

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 随着中西文化的相互渗透, 越来越多的“新潮”作曲家开始尝试用西方现代技法来表现中国传统文化。《多耶》是西方作曲技法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成功之作, 本文通过对该作品细致入微的解读与分析, 来探微作曲家构建作品的重要结构力原则, 以期为钢琴作品的演奏及创作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多耶》,平衡,失衡,结构力,对位

参考文献

[1]李劼.“结构力”与“凝聚力”--陈怡钢琴独奏曲《多耶》的“数控”节奏与演奏分析[D].武汉音乐学院硕士学位论文, 2012.

[2]王安国.多耶与陈怡[J], 人民音乐, 1986, 07.

生态失衡与平衡 篇5

摘要：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高等院校教育也有了深入发展。对于高等院校教育英语教学来说，其目的不仅是要传授学生专业知识和培养技能，也要提高学生的综合文化素质和交际能力。从当前大学英语教学发展现状来看，一些高校在开设英语课程的过程中并没有注重文化教学，对中国文化的忽视导致一些学生在交流和未来工作中无法用英语准确表达出中华文化的具体含义。面对当前我国一些大学英语文化教学生态失衡现象，教育界应进行反思和深入研究。本文从文化的重要性出发，探究当前社会时代背景下大学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现状，结合自身工作和调研实际，为大学英语教学生态失衡提出相应的合理化建议和对策，促进大学英语教学构建多元文化生态教育体系。

关键词：大学英语文化教学生态失衡对策研究

中图分类号：H3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7）06-0142-02

生态学的思想、原理和方法于20世纪初被广泛应用在社会学各领域之中，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社会学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成为一个单独的系统，即为教育生态学。生态课堂是以人为本的课堂教学形式，以学生为主体，以人的个性化发展为第一任务创设教学情境，生态课堂的核心思想是可持续发展、生态整体观、和谐观和健康观的综合。

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发展，大学英语教学中存在的不足逐渐被教育部门所关注，并根据当前大学英语教学的实际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下达了关于大学英语教学的相关要求。大学英语不应只注重理论教学，而是应教会学生将所学知识学以致用，增加实践教学，让学生了解更多的文化常识。大学英语文化教学失衡指的是，大学英语教学过程中并没有站在英语的角度去解释中国传统文化，而中国文化中的很多内容也是学生所不熟悉的。这种教学方式导致大学生对中国文化没有过多的关注和深入的了解，大学生不知如何以英语来表达中国文化、不了解中国文化的现象。在高等教育国际化背景下，如何应用英语准确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是高校英语课程所肩负的重要使命。

一、大学英语生态文化教学必要性分析

1.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需求

高等教育国际化是我国高等院校的发展方向之一，文化多元化与教育国际化的结合，是将民族精神与国际化相结合。高等教育应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发展优秀的先进文化，加强国际理解教育，推动文化的跨界交流。我国高等院校应借鉴国际上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促进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提高高等教育在我国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升我国高等教育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和竞争力。我国经济社会对外开放，我国高等教育应注重经济社会对外开放的要求，着力培养一批具备国际视野、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综合型发展人才。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指的是，高等教育在跨民族、文化、国界的国际环境中，从我国发展实际出发，面向世界与未来，通过不同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形式，?e极地参与到国际教育事务之中，培养具备较广国际视野、综合素质、综合能力较强的国际竞争型人才。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过程中，不能仅“进口”外国先进的科技和文化精粹，更应立足于本国文化基础，继承并弘扬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使高校毕业生在国际交流与学习的过程中传播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国际化应立足于我国文化教育的基础上，失去土壤根植的教育国际化并不是真正意义的教育国际化，在文化入侵、文化霸权主义进一步加剧的今天，教育国际化不应成为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文化渗透的工具。

大学英语几乎是高等院校的必修课程，作为中国文化弘扬者和传播者的当代大学生，更应不断增强文化交际能力。

2.教学生态系统建设有效维护文化生态平衡

生态学是一门研究生物与其生存环境之间关系的科学，而文化生态学作为生态学中的一个分支，其研究主要是借鉴了生态学研究方法来进行文化生态状况的研究。文化生态学这一概念由美国文化人类学家J.H.斯图尔德所提出，并逐步倡导建立起专门的学科，以此来探究具有地域性差异的特殊文化和文化模式的来源。文化生态学在此后的发展中，受到越来越多人类学家和生态学家的重视，并逐步发展成为一门新兴学科。文化多样性是文化生态系统得以维持的基础和前提，文化与语言的多样性对维护文化生态平衡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达尔文“弱肉强食”的生物进化论同样适用于文化生态系统之中，强势语言所承载的强势文化辐射到不同的文化领域之中，而弱势的语言所承载的文化，因缺乏环境支撑，则在语言文化生态中举步维艰。

现代科技创新和发明创造大多来源于西方国家，而这些国家的语言大多为英语。对于很多国家来说，现代化与英语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英语成为世界上普及最为广泛的语言之一，这种普及化发展趋势不断削弱一些民族所特有的文化信念和价值观体系。在我国高等院校中，英语学习越来越多地受到教育界关注，在对英语语言文化保持充分警觉的同时，还应加强对本民族文化的学习、保护和传承。英语并非是通用文化，在英语全球化发展趋势下，还应注重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保持传统文化的创造活力。掌握英语能帮助学生学习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加强国际间交流，但大学生应在立足于传播中华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学会以英语来流畅表达、准确传播我国传统文化。以英语这一应用广泛的语言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能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外来语言文化对中华本土文化的冲击，能有效维护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生态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为中华民族文化创造生存空间，有利于实现中华文化的传播与创新。

二、大学英语生态文化教学现状

1.传统语言教学观念影响

笔者翻阅了我国近年来外语教学的相关资料发现，外语教学基本是围绕着语言知识进行教学，即词语分析、语法讲解、句型练习这一条主线，而对语言之外的文化因素却没有相应体现，教师教学和课程设计中没有给予足够重视。传统的语言教学观念受制于人们对语言工具论的思想认知，人们习惯性地将语言作为一种符号进行传授和讲解，在这种重视语言教学、轻视文化教育的教育背景下，大学英语一直致力于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并将其作为教学目标，大多数教师的课堂教学仅停留在语言本身，而忽视了与语言联系密切的相关文化因素，在传统语言教学观念的影响下，导致英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未受到足够重视。

2.受制于现行的教育评价体系

高等教育阶段，四、六级英语考试成绩越来越多影响到学生就业，似乎逐渐成为衡量学生英语水平的唯一标准。高校教师为确保学生在四、六级考试中顺利过关，甚至将四、六级考试的题目直接作为课题，这种填鸭式的教学方式对提高学生英语成绩十分显著，却也违背了英语教学的初衷，大学英语教学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应试教学，学生练习大量习题，掌握了答题的基本技巧和应试技巧，而对于语言能力的培养却无成效，对学生精神和文化意识的培养更是无从谈起，因此，现行的教育评价体系严重削弱了学生语言学习的价值，忽视了语言中所承载的文化内涵。

3.教师文化教学意识不强

受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当前我国大多高校英语教师并没有充分意识到文化教学在英语教学中的重要作用，教学重点仍停留在词汇、语法和句型等知识层面的讲解，而对文化教学没有足够的认知。一些教师专注于英语专业的学习，而对跨文化交际知识储备量不足，导致一些大学英语教师的文化教学意识相对淡薄，对文化知识的了解程度不够，在教学过程中不能将文化教学融入其中。

三、大学英语文化教学生态体系构建研究

1.选择恰当的教学模式

教育是社会发展的反映，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应选择合理的教学模式，充分发挥英语生态文化教学的作用。大学英语文化教学还应增强对外部的适应能力，将环境与教学内容有机结合在一起，实现文化之间的联系。除此之外，在大学英语文化教学过程中，教师不仅要注重对英语基础知识点的教学，还应为学生营造良好的文化学习氛围，在良好的环境中进行交流。转变传统教学模式中教师的主体地位，教师应引导学生敢说、会说，让学生深入了解语言背后的文化含义和作用，将语言作为提升自身修养的工具，积极投入到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在文化学习的过程中，大学生应注重对外国优秀知识理念的吸收和借鉴，并在此基础上传播、推广中华文化，使中华文化在国际交流中占据有利地位，打破大学英语教学过程中文化生态失衡现象。

2.促进多元化生态教学建设

生态系统具有开放性，应不断加强与外界的信息化交流，转变传统的大学英语教学模式，注重加强教学多元化，主要包含几个方面：一是，高校应提高对英语教学的认知，明确大学英语教学目标，在素质教育改革下倡导文化素质教育，确保英语教学中能将文化渗透到其中；二是，加强大学英语教师师资队伍建设，通过培训、院校间交流等形式不断优化教师队伍的文化素质和知识结构，充分发挥生态文化教学的作用；三是，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传统的英语教学过于注重书本知识传授，加之应试教育的影响，学生很少有实践机会，为避免英语教学内容过多地局限于课本内容，教师应注重将英语融入学生日常生活和学习之中，如通过组织英语社团、开展英语辩论赛等形式，为学生提供实践机会，学生在实践的过程中将中华文化有效融入。在开展文化活动时，应以宣传中华文化为主体，注重英语教学与生态文化的结合，在大学英语教学中不断强化学生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文化意识，提升学生口语表达能力，在继承的基础上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以此来推动学生全面发展。

四、结语

综上所述，高校应对大学英语教学中文化的缺失现象起到足够重视，国家在教育改革的过程中应为高校英语教学指明正确方向，提升大学英语的文化素质教育，提高大学英语的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能帮助学生在锻炼口语的同时，有效解决学生对中华文化缺失的问题。学生在未来的工作岗位上能结合自身语言优势，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在生态课堂的指引下，建立起互动、和谐的英语课堂教学模式，这不仅是当前我国教育发展的需求，同样也是大学英语教学的需求。因此我们应从全新的角度来探究大学英语生态文化教学，实现大学英语教学的可持续发展，最大限度地提高大学英语教学的效果。

参考文献：

生态失衡与平衡 篇6

1.结构上的失衡

结构是系统能否实现其功能的根本前提,是系统是否协调的内在根据,反映着元素之间的有序性和组织性。经过长期教学实践的磨合,英语课堂生态系统相对比较稳定,各生态因子已经处于比较好的兼容状态,但是课堂生产力开始减弱,开始显露出一种惰性。而信息化教学改革以来,课堂生态的环境因子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现代信息技术的强势介入,使各生态因子之间的结构关系随之发生了变化,主要体现在系统组分构成比重的失调、系统组分之间交互关系的失谐、系统内部结构的失衡三个方面。

(1)系统组分构成比重的失调

为了提高英语的教学效果,各个学校都试图将传统的讲授式课堂教学转变为基于信息化的建构式和共建式课堂教学,都以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为改革突破口。但是现代信息技术的大量使用,导致课堂生态系统的环境因子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如:在课堂教学中,为了保证系统的稳定,很多教师没有调整课堂角色、及时转变教学观念、制定信息化课堂管理规章制度、提高信息素养,同时,学生也没有适应新的学习环境、接受新的教学理念,没有及时改变传统的学习方式,导致课堂出现了现代信息技术大量使用与教师信息水平提高不快、教学理念更新缓慢以及学生学习习惯变化缓慢等情况的不协调,严重阻碍了现代信息技术发挥自身应有的功能,很难形成一股同向合力,出现了教学实践与改革预期之间的落差[1]。

(2)系统组分之间交互关系的失谐

课堂生态系统中各组分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一个网状结构,是纵横交错的。在信息化语境下,系统组分之间交互关系的失谐主要包括教师、学生、教材、教学模式、教室布局、教学内容、教学评估、教学管理与信息技术等因子之间的失谐。如:在信息化进程中,教师的目的是大量使用计算机网络等现代信息技术开展网络教学,而学生的目的是高效迅速地学好英语,师生的目标与理念存在着交错现象。教师强调以学生为中心,着重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注重学生的课堂参与,但是部分学生则认为组织课堂讨论和放手自主学习是一种浪费时间的做法,教师课堂讲解才是最快最有效传授知识的方式。同时在信息化进程中,由于有些教学系统的师生交互功能不健全,导致师生交流不够流畅,同步交流比较困难。并且一些教师对网络教学的理解存在误区,不但影响了学生的学业成就,还导致师生之间的交互大幅减少,引起了师生关系失谐。

(3)系统内部结构的失衡

其主要表现为部分师生的生态角色异位、输入与输出的失调。在信息化语境下,作为课堂主讲者,有些教师的传统生态角色没有弱化,教师自身成长长期被忽视,作为消费者和分解者的生态角色没有得到加强,导致对生态主体产生了消极影响。而作为知识生产者,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自我建构能力和持续发展能力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生态角色没有得到加强。同时,在课堂教学中,输入与输出的失调主要包括方式、内容上的失调。如:一些教师没有从服务于内容需要的角度出发,让一些本不需要使用现代教学媒体的教学内容,剥夺了学生思考的时间和想象空间,使用大量快速直观的音像并不利于知识的建构和能力的培养。

2.功能上的失调

信息化语境下,英语课堂生态在功能上的失调主要表现为结构优化功能衰减、关系调谐功能渐弱、演化促进功能渐弱、生态育人功能发挥不够四大功能的失调。首先,结构优化功能衰减。现代信息技术在外语教学中的大量使用,牵引着其他课堂生态主体和课堂环境因子进行自我调节、改变,产生了扰动作用,迅速演化为课堂环境因子中的主导因子,超出了系统本身的自组织和自修复能力。长期下去,系统结构优化功能渐弱,各组分的构成比重处于失谐状态,难以自行修复系统内的平衡。其次,关系调谐功能渐弱主要包括传统观点与改革理念上的失谐、改革的大力度与现实能力之间的失谐以及输入与输出的失谐。而由于现代信息技术强力介入后,英语课堂生态系统被迅速带离到一个远离平衡区,在这个区域中,通过自身的作用,系统形成了耗散结构,重新建立平衡,完成了一次演化。但是目前,英语课堂生态系统存在着结构和关系上的失谐,系统难以完成系统的演化,不具备达成平衡的前提条件,导致演化促进功能渐弱。另外,对于英语课堂教学生态来说,系统的根本功能是培育英语人才,在信息化语境下,英语教学改革最终要培养出具有较强实际语言应用能力的英语人才,旨在建立一个信息化的生态英语课堂,解决社会对英语教学只能培养“哑巴英语”、“高分低能”人才的诟病[2]。但是目前,在信息化语境下,英语课堂生态系统的育人功能发挥不够,还没有演化到一个新的平衡状态,育人功能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

二、信息化语境下英语课堂生态的重构

1.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引领作用,调节失衡的课堂生态

信息技术是推动教育模式演变的一个重要力量,对教育的发展具有革命性的影响,因此,必须高度重视信息技术。在英语信息化教学改革进程中,为了修复改革初期信息技术广泛应用带来的课堂生态失衡,就要准确理解信息技术在课堂教学中的生态位,带动课堂生态中其它因子进行结构和功能调整,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引领作用。首先,必须要在政策层面上敢于大力推进英语教学信息化进程,在充分认识到信息技术对教育发展具有革命性影响的前提下,通过信息技术的引领作用和外部力量的主动干预,应该允许教学系统在一定阶段出现大程度、中等程度的失衡,从而实现系统新平衡。其次,必须要实现信息化教学的常态化和深层化。当前英语教学信息化已经进入到一个发展和应用相对缓慢和集中反思的高原期,为了实现英语教学信息化的可持续发展,在新的改革时期中,通过常态化和深层化地应用现代信息技术,使信息技术在英语教学理论、教育学理论以及教育技术理论背景下,促进信息化教学向内涵式发展模式转换。同时,通过与英语课程的整合过程,在课堂生态结构和功能调整过程中,逐步渗透内化为英语教育技术,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引领作用,提高英语教学效果、效率,促进英语课堂生态的重构。

2.控制课堂生态中的限制因子,重构英语课堂生态平衡

生态学的耐受性定律认为,当任何一个生态因子接近或达到某种生物的耐受限度时,都会成为生态系统中的限制因子,都会影响到该生物的生存、生长、繁殖、分布。而在课堂生态中,各相互作用的生态因子会影响到课堂生态主体的成长,当接近、达到课堂生态主体耐受限度的时候,就会破坏课堂生态平衡与和谐,演变成为限制因子。因此,为了控制课堂生态中的限制因子,重构英语课堂生态平衡,首先,要辨识诸多生态因子中的限制因子,如:网络资源要适量,上网学习时间要适量等。一般情况下,走向极端的度和量都会将这个因子演变成限制因子。其次,课堂生态系统中,任何一个生态因子都存在多种发展的可能性,因此控制该生态因子面临的可能性空间是控制课堂生态中限制因子的关键之处。如:完善教学平台的设计、设定在线记录学习时间的前提条件等。另外,还要根据反馈的信息进行调节,控制课堂生态中的限制因子。信息化英语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和学生要养成预测、发现限制因子并不断观察和分析的习惯,通过分析和条件控制进行调控,从而判断调控行为是不是有效,获取调控后的反馈信息。如:通过分析预测到教师信息素养不高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为了达到预期目标,通过教育培训等手段进行调控,获得反馈信息[3]。

3.调整课堂生态因子的生态位,重构英语课堂生态

生态理论认为,为了保持系统的正常运行,生态系统中的种群、物种都具有自己一定的时空位置和功能。教育生态学视界中,生态位主体包括系统的所有组分,并不局限于种群、物种,因此,课堂教学生态中所有要素都具有各自的生态位,如:教师、学生、课堂布局等等。信息技术强势介入英语课堂教学后,带来了系统内部生态位重叠、特化等问题,逐渐演变成了课堂的主导因子,造成了系统的失衡,影响了系统各组分之间的和谐关系。因此,信息化语境下,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使用,要适当地调整教师的生态位。如:在缺少课件的情况下,教师上网搜索就能下载,在一定程度上,资源丰富影响了教师的专业发展,造成了生态位特化。其次,随着英语教学信息化的推进,学生生态位也须调整,学生地位和功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因此,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要通过差异个性化培养来规避学生间激烈的竞争,有助于学生找准各自的生态位。另外,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广泛深入影响,其他课堂生态因子也须根据教学目标进一步调整。如:传统课堂教学与网络教学的生态位重叠等。

4.引导系统各组分同步协变,重构英语课堂生态

英语课堂是一个微观生态系统,信息化语境下,由于系统内部各组分没有与信息技术同步协变,课堂生态系统各组分构成比重失调。为了重构信息化语境下英语课堂生态,就要想方设法地引导系统各组分随着信息技术的介入而发生改变,必须主动干预。英语课堂生态系统中教师和学生是生物成分,课堂生态环境是非生物成分。当信息技术介入课堂,并成为主导环境因子后,在一定程度上,信息技术会引领其他生态因子发生同步协变。然而,由于课堂生态主体的观念落后等因素的影响,系统组分同步协变达不到现代教育技术发展的要求,因此,为了提高系统组分同步协变的速度和质量,解决相关问题,就要制定相关政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采取相应举措。其次,为了实现师生与信息技术教育应用同步协变,师生培训是解决课堂生态主体相关知识缺乏、能力不强的重要手段。如:对教师可以开展现代教育技术培训,对于学生可以充分利用新生入学教育期间开展学前培训等,使他们自觉地参与到信息化教学中,提高信息化学习能力。另外,要建立适宜的奖惩机制和规章制度,如:对于积极研究和开展网络教学的教师,作为各种评比的重要参与者,促进系统组分的同步协变。同时学校要优化课堂教学环境,在支持信息化教学的软硬件建设方面,统筹考虑英语教育信息化的客观需求与学校的财力物力等状况,坚持均衡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维,协调发展。

5.规避课堂环境构建中的花盆效应,正确认识信息技术作用

在英语教学信息化的过程中,课堂生态已经出现了花盆效应,如:因为电子课件的便利性,一些教师产生了依赖性等,信息技术给英语教学带来了巨大便利的同时,也不利于师生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为了规避信息化环境所带来的花盆效应,在教与学的过程中,必须正确认识信息技术的作用,合理使用信息技术,尽量避免出现信息技术强迫症、依赖症,关注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如:在构建课堂教学环境时,环境越舒适越好,并不是设备越贵越好,要服务于师生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其次,传统的课堂中,经过长期的磨合,教师按部就班的讲解和学生认真听讲已经达到了平衡[4]。而在信息化教学中,这种丧失自主学习能力和元认知策略,依然发挥着作用,阻碍了学生适应信息化教学环境的进程,因此,为了大力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减弱传统课堂的花盆效应,就要扩大学生对环境因子的适应域值,帮助他们养成自主学习的良好习惯,不断创造机会锻炼他们的环境适应力和竞争力。另外,信息化语境下,必须要协调系统各组分之间的交互关系,实现互动对话,消解矛盾,重塑互动对话的生态课堂交往,重视直接交互的同时,意识到教师之间、资源之间的间接交互对于学生学习的促进作用,重构英语生态课堂。

参考文献

[1]冒志红.信息化语境下大学英语动态分层教学模式的构建[J].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4(19).

[2]严红美.高职英语课堂生态的失衡与重构[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4(11).

[3]赵玉峰.基于信息化的大学英语课堂生态失衡研究[J].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09).

生态失衡与平衡 篇7

关键词：高职大学英语,生态课堂,构建策略

生物学家赫克尔于1866年提出生态学的概念,认为生态学是基于生物个体与周围环境之间关系的科学。随着生态学研究领域的不断延伸,衍生出教育生态学,将教育作为生态环境来探讨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生态关系。课堂生态是教育生态学的微观表现,通过运用生态学理论来审视课堂教学,从课堂教学问题及现象入手,分析生态因素之间的关系,为实现课堂生态环境优化提供有利支撑。现代信息技术在教育中的广泛应用,在促进课堂生态走向建构性、共建性的过程中,也给课堂生态环境带来新的问题。如当前课堂生态硬件环境由桌椅、灯光、气味、颜色、多媒体系统、噪音、温度等要素组成;课堂社会环境由班级、座位、校园语言环境、男女生比例、第二课堂等要素构成;课堂价值环境由班风、校风、学风、学生自我认知、兴趣爱好、教学评价、师生关系等要素构成。本文通过对教育生态学理论的运用,分析和梳理当前大学英语生态课堂的现状及存在的非生态因素,并通过优化对策和建议重构大学英语生态环境。

一、高职院校大学英语课堂生态环境失衡调查与问题表现

高职阶段学生生源相对复杂,学生的英语水平总体相对较低,在大学英语课堂生态环境构建中,无论是学生、教师还是课堂教学环境,结构性失衡问题突出。为了更好地了解和梳理当前高职阶段大学英语课堂生态状况,笔者向所在院系部分学生发放调查问卷,对回收的有效问卷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共发放问卷320份,回收有效问卷286份,问卷单选题及赋值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通过对表1所示数据进行分析,从社会、物理、价值三个维度获得总体分值,说明物理环境均值高于社会和价值环境,社会环境均值最低。

(一)课堂社会环境调查现状

根据问卷的统计结果可知,约有42.2%的学生提出当前座位排序方式影响师生、生生之间的互动,不利于增强课堂活动的参与积极性;58.4%的学生认为校园环境不利于英语语言训练和学习;72.9%的学生认为英语课堂学习情境缺失,如英语诗歌、歌曲、英语辩论、演讲、表演等活动偏少;32.0%的学生认为教师在课堂上讲解的时间过长,未能拉近师生间的交流;72.5%的学生认为当前英语教材单一,课下英语文献、书籍、报刊、英文电影资源相对局限,数量偏少,学生对英语学习的自主性不够;80.2%的学生认为班级男生比例偏多,男女结构失衡问题突出,不利于营造英语学习氛围。

(二)课堂物理环境调查现状

从物理环境来看,大学英语课堂总体得分高于社会环境和价值环境,但调查中仍有18.2%的学生认为,当前物理环境不够完善,如室内多媒体设施偏小,视觉效果不清晰;室内灯光不舒适,间距偏大,光线刺眼,甚至有些窗户玻璃在灯光反射下容易导致视觉疲劳;12%的学生提出课堂周边环境声音嘈杂,影响课堂学习。

(三)课堂价值环境调查现状

根据调查问卷的统计结果可知,有48.2%的学生认为高职大学英语学风、班风、校风较好;39.2%的学生认为还存在不足,有待提升;34.2%的学生认为英语课堂氛围轻松,师生关系融洽;52.3%的学生认为气氛较好,还有12.4%的学生认为课堂师生关系有待融洽;82.5%的学生认为学生之间的互助学习有助于营造良好的学习风气,而18.2%的学生认为互助合作学习风气不够;34.5%的学生表示英语课堂乐于开口交际,并能够从语言沟通中获得交际体验;52.3%的学生感到难为情,不愿意开口讲英语;8.4%的学生表示英语课堂学习很苦;41.2%的学生认为三、四级考试有助于促进英语学习,29.4%的学生认为获得三、四级证书是为了求职需求;34.5%的学生感觉三、四级考试具有应试教育倾向,降低学习乐趣;19.4%的学生认为英语课堂教师主宰课堂较突出,48.2%的学生认为应该倡导师生、生生之间的交际与合作学习;43.8%的学生班级管理存在不合理竞争现象;54.8%的学生认为学习英语应强化语言交际技能训练,29.4%的学生表示学习英语是为了考级;19.7%的学生表示学习英语完全是被动的。另外,在跨文化交际、商务英语等选修课程调查中,有22.4%的学生乐于对英语后续课程的学习;有18.4%的学生希望能够从相关英语文化知识中获得认知;39.4%的学生提出英语课堂教学应该分层施教;49.3%的学生不主张分层教学;31.4%的学生表示英语课堂应该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特别是对不同层次学生开展个性化学习;60.4%的学生认为教师忽视分层教学的重要性;53.8%的学生认为课件的使用占时较多,甚至有13.8%的学生认为英语课件使用泛滥;18.4%的学生表示英语多媒体资源应用缺乏学习兴趣;74.8%的学生认为当前英语考试评价体系不完善,对学生笔试成绩与英语应用能力考核方式不科学。

二、高职院校大学英语课堂生态环境重构对策

借助于课堂生态环境调查与分析,从物理环境、社会环境、价值环境等问题梳理分析存在的不足,并结合当前高职大学英语生态课堂构建需求,积极从影响课堂生态教学的因素上采取必要的改进对策,优化和培育充满生机的大学英语生态环境,激发学生对英语的学习热情,提升英语课堂教学质量(王守仁、王海啸2011)。

(一)构建大学英语物理课堂环境的对策

物理课堂是学生开展英语学习的基本环境,在优化策略上,主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强调对多媒体教学环境的优化,信息化教育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图文并茂的多媒体教学课件的应用,在营造宽松、舒适的英语学习环境的同时,还存在一些值得改善的地方。如对多媒体课件所占课时的优化,对室内窗户、灯光的优化,避免学生因长时间看屏幕而带来的视觉疲劳。对窗帘进行调整,强化暗室环境,优化灯光组合,特别是光线色彩、课件背景颜色的调整,凸显屏幕内容,便于师生在舒适的环境下参与多媒体教学。二是强调对室内学习环境的净化,特别是对噪音的处理。如做好课堂环境周围噪音干扰源的处理,对教室室内噪音进行降噪处理,配置先进的多媒体听说设备,保障课堂教学环境的安静。

(二)构建课堂社会环境的改进对策

课堂社会环境涉及的方面较广,主要从三个方面优化:

1. 搭建校园英语学习环境

在校园英语学习环境搭建上,挖掘校园英语学习信息化资源,充分发挥学校电台、广播、校园网、无线网络等平台的优势,分时段进行大学英语相关课程的播放,让广大学生能够随时获得英语听说练习,特别是英语听力训练;加强对校园双语环境的营造,一方面从校园设施、部门标识上进行英汉双译,另一方面加强对校园英语文化节等活动的组织,特别是每周“英语广场”“英语角”活动的开展,每学期指定时间开展英语口译大赛、趣味英语交际活动,突显对学生英语交际技能的训练(胡洁雯2012)。借助丰富多彩的听说比赛活动,将课堂社会环境进行拓展,营造英语表达的生态语言环境。

2. 构建师生生态位,促进师生多向交流

课堂生态社会环境中的师生生态位是影响课堂教学效果的重要因素,理论上教师周围的区域为“活跃区”,而远离教师区域的学生相对被动,为“边缘区”。多媒体在大学英语中的应用,使得教师多以讲台为中心,忽视了师生之间的心理距离、情感沟通,不利于激发学生对英语的学习热情。教师应该走下讲台,融进课堂,扩大自我生态位,增强与学生的交流。由于当前课堂座位编排多为“秧田式”,教师的中心位突出,不利于拉近师生距离。因此,要不断创新和改进课堂座位编排方式,以椭圆形、圆形等方式构建集中讨论课堂,打破传统“行列式”不良生态位的影响,促进师生互动、主动参与课堂活动。

3. 控制课堂学生规模,优化性别比例

从大学英语生态社会环境影响因素来看,班级人数、性别比例具有生态环境容纳量。通常情况下,班级人数越多、课堂环境越拥挤,学生参与课堂活动的机会就减少,对语言学习热情也相对降低。英语课堂人数宜控制在30人左右,教师要对传统班级学生及教学资源进行适当优化,鉴于当前人数较多的问题,可以采取分组方式优化人口密度,构建小组学习环境,突显组间竞争,实现课堂生态环境的平衡。在学生性别比例失调问题上,一方面,从教育管理上认识到性别比例问题,避免失衡;另一方面,注重性别失调带来的行为、心理、日常学习习惯的科学导向,增进学生间的有序沟通。

(三)构建课堂价值环境的改进对策

注重学生理想、价值、态度、情感的引导,从英语课堂价值环境改善上,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开展:

1. 注重强化英语学习动机,端正学习态度

从问卷调查中发现,多数学生在学习英语上存在功利性心态,而对英语自身的语言交际功能缺乏正确认识,倾向于英语学习与三、四级考试,以及与找工作之间的关系。因此,作为英语课堂价值环境的主要内容,学习动机要客观、学习态度要端正,要从当前国际化语言融合背景下,强调英语语言交际的重要性。同时,在英语后续课程组织上,要强调跨文化交际、商务英语、科技英语、法律英语等专业英语的应用,要结合不同学科学生英语学习实际,完善英语后续课程体系。

2. 完善课堂教学评价体系,优化师生生态位

对于大学英语课堂教学模式的改革,要结合现代信息化技术发展,特别是微课教学模式的应用,要增强学生的学习自主性、参与积极性,强调语言交际,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创新课堂教学方式。如引入项目、任务教学法,体现启发式教学,强调课堂角色转换,特别是开放式、讨论式、交际式、探究式教学活动的组织,协同好师生生态位关系,促使学生主体形成正确的价值观。教师在英语课堂生态价值的营造中,要转变教学理念,突出学生的主体性,从课堂知识建构与教学情境设置上,引导学生自主学习;改进教学方法,拓宽课堂教学内容,特别是英语文化的渗透,突破教材局限,穿插知识点,提高学生的新鲜感和好奇心,增强学生思辨力(谷峰2013)。

3. 构建和谐教学氛围,促进师生关系融洽

情感是人对客观环境是否适合自我需求的体验,英语课堂教学要从师生关系的情感交流中,增强学生自我认知,特别是拉近师生的心理距离,促进师生交流与互动。师生关系的融洽关系到课堂教学质量的提升,教师要重视课堂教学氛围的营造,特别是在面对不同层次的学生,要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激发学生的学习成就感,强化情感、认知的发展。如多和学生交流,多关心他们的学习难题,积极协同师生之间、生生之间、小组之间的多维合作,营造良性的竞争学习环境。

结束语

高职院校大学英语课堂生态环境的构建是渐进的,要凸显学生在生态课堂的主体性,教师要从自我专业知识、教育理念、教学方法、多媒体技术应用中重构生态课堂环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和积极性,因材施教,促进学生自主学习,实现大学英语课堂交际化、自然化、动态化、合理化目标。

参考文献

谷峰.2013.大学英语多媒体网络自主学习现状及启示[J].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

胡洁雯.2012.网络环境下构建外语课程生态平衡的原则和模式[J].教学与管理,(36).

生态失衡与平衡 篇8

一、生态课堂的内涵

生态学研究生物的生存条件及生物和其生存环境间的相互关系,并探寻生物及其环境之间相互影响的形式及规律。从教育生态学的角度看,课堂是一个由教师、学生、课程及教学环境等生态因子构成的微观生态系统。生态课堂在20世纪70年代兴起于西方,它借助生态学的研究方法,在教师、学生及课堂环境的相互作用中探求课堂的动态平衡。生态课堂的核心思想是和谐观、生态整体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平衡健康观,它关注学生、教师及课堂环境之间多元互动的整体关联性,而不是其中的某个部分或方面。生态课堂的基本特征包括整体相关与动态平衡的统一、开放性与交互性的统一、多元共存与和谐共生的统一、有限性与无限性的统一、标准性与差异性的统一。

大学英语生态课堂从教育生态学的视角来探究课堂,在重构课程理念、教学模式、评价方式及师生关系的基础上构建符合英语习得规律的新型课堂。传统大学英语课堂的过程为教师的讲解和学生的笔记记录,追求语言知识的累积,对语言的应用能力培养不足。而大学英语生态课堂侧重对语言能力的培养,在教学手段上体现为借助信息技术,但信息技术的应用不是凌驾于师生间的互动及创造性活动之上。大学英语生态课堂是从“语言知识”发展到“语言应用”、由“知识课堂”向“生命课堂”转变的联系的、和谐的课堂。

二、信息化背景下大学英语课堂失衡现象的生态解读

信息技术在教育上的应用使传统大学英语课堂的生态系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随之出现的失衡现象阻碍了信息技术对大学英语教学积极作用的有效发挥,也影响了大学英语课堂教学质量的提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 生态环境的失衡。

首先,大学英语课堂生态系统的自然环境出现了失衡现象,课堂教学的教室设施及布局结构不能满足信息技术的应用标准。以笔者所在的学校为例,多媒体教室及投影设备的数量近两年虽然增长显著,但没有全面铺开,尤其网线或无线配备不到位,这给课堂教学中更加便捷高效地使用信息网络资源带来了不便。

其次,大学英语课堂生态系统的资源环境出现了失衡现象,主要表现在信息技术的使用不当。有些教师对信息资源的搜索处理能力不强,多媒体课件制作、网络课程开发方面的弱项,加上相关技能的培训机会少,这些都制约了信息技术在实际教学中积极作用的发挥。还有些教师因为多媒体课件制作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而放弃使用,依然采用传统的教材加粉笔课堂模式,过分强调教材中的语言基础知识,忽略英语语言学习真实语境的创设,课堂信息输入量很小,既无法满足信息社会的发展需求也造成学校设备资源的极大浪费。另一种情况与之相反,有些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无论什么教学内容,一律采用多媒体幻灯片播放的形式,并且讲解速度很快,无法突出教学内容的重点难点,师生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互动。

大学英语课堂生态系统的失衡还体现在心理环境方面。笔者所在的学校实行大学英语分级教学制,在学院基础上打破专业自然班的限制形成新的英语教学班。这虽然有利于教师针对同级别英语水平学生的授教,但由于大学英语课程每周的课时有限,不同专业自然班的学生在英语课外的接触较少,缺乏及时有效的沟通机制,英语课上难以营造和谐互助的班级氛围。此外,有些教师课上过于依赖多媒体设备,忽视和学生间的互动沟通,师生关系疏远。个别学院为便于专业课程的安排而把大学英语课程设置为大班合班上课,教师对学生的个体关注度低,使学生缺乏身份认同及归属感,英语学习动机薄弱。这些情况都有可能造成学生情感心理失衡,不利于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2. 生态因子的生态位失衡。

大学英语课堂是由各生态因子及生态因子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构成的微观生态系统,各生态因子在最适合自己的生态位上发挥着各自的作用和功能,从而确保整个教学生态系统的稳定平衡。然而如果生态因子出现错位、缺位或叠加等问题,就会破坏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状态及和谐秩序,削弱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1)信息技术生态位的失衡。随着教育和信息社会的发展,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已经成为大学英语课堂教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在适宜的生态位上,信息技术能够激发学生创新思维,优化课堂教学结构,但是在目前的大学英语课堂教学中,信息技术并没有在合适的生态位上发挥其优势作用。一是有些教师过度依赖多媒体幻灯片或教材光盘上的资源,出现滥用信息技术的趋势;二是有些教师认为多媒体信息技术对大学英语课堂只是起到可有可无的辅助作用,出现低级使用错误倾向,导致信息技术这一重要生态因子无法在合适的生态位上发挥其积极作用,并且直接削弱了课堂教学效果。

(2)师生生态位的失衡。在和谐健康的大学英语课堂生态系统中,教师在课堂上应当担任讲授内容、组织活动、培训技术以及考核评价的角色,在课堂外起到协助学习和提供资源的作用。学生应该是知识技能的主动建构者、合作者及评估者。然而在目前大学英语课堂教学中,教师多数承担的是知识的传授者及评价者,学生则单纯成为知识的被动接受者。多数教师对于信息化背景下课堂教学中自己的作用和角色没有深刻的认识。虽然教师也意识到在新的信息化教学模式下学生所处的主体地位,但是并没有认同到教师自己的学习身份及和学生间的合作关系。课堂的动态性及开放性特点决定了各生态因子所处的生态位不是一成不变,而是不断优化调整的,师生只有适时调整各自的角色和作用,正确把握自己应处的生态位,才能确保各生态因子在最佳生态位上发挥最大功效。

3. 教与学的失衡。

生态学中的耐度定律和最适度原则认为生物对一种生态因子的忍受范围是有限度的,“过”和“不及”都是有害的,要把握最适度原则,生物才能够达到最佳发展状态。但是信息化背景下大学英语课堂中的某些行为却违背了这一原则。

首先,大学英语课堂知识传授量方面出现“过”或“不及”的生态失衡现象。在大学英语多媒体信息化课堂上,虽然教师采用了其他教学方式手段来增加学生积极参与教学的机会,但教师在课堂上的大量时间还是用来讲解单词、句型、语法,分析课文篇章结构,侧重语言知识点的讲授,在有限的课堂教学时间内尽可能多地向学生灌输知识。这种做法超出了最适度的知识量,学生极易产生反感倦怠心理。与之相反,有些教师把大部分时间用来让学生进行角色扮演、分组活动,教师在课堂上仅针对学生活动做出点评,缺乏对相应知识的讲解输入,这种形式的一堂课下来,学生所获得的知识信息量往往处于“不及”的状态。

其次,教师和学生对于教学资源的利用方面出现“过”或“不及”的生态失衡现象。有些教师提供的信息过于丰富,课堂上的教学节奏紧张,既影响到师生之间的沟通交流,也阻碍了学生学习积极主动性的培养。有些教师的教学禁锢于教材,缺乏必要教学资源信息的拓展利用。而且由于教师缺乏一定的信息筛选加工指导能力,面对庞杂的教学资源,学生表现出盲目性和迷失感。

三、信息化背景下大学英语生态课堂优化策略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解决这些失衡现象的建议和策略,探索优化构建大学英语课堂整体生态的有效途径。

1. 改善大学英语课堂的生态环境。

首先,改善教学设施,实行小班授课。多媒体教学设备陈旧、数量有限,以及不能联网教学,都会极大限制信息网络环境的有效利用,这就要求学校加强教学硬件设施建设,保障多媒体信息化网络课堂教学的顺利开展。此外,班级教学人数众多难以保证课堂纪律,而且不利于展开活动,因此,将班级人数控制在30人以内,实行小班授课更能保证教学效果。

其次,正确使用多媒体网络教学。在信息化背景下,大学英语教师应该正确认识多媒体网络技术在教学中的作用,它不能替代教师在课堂教学活动中的主导地位。大学英语课堂应该是在多媒体信息技术的辅助下,整合优化传统教学模式进而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创建愉悦和谐的课堂心理环境,增进师生间的情感沟通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健康积极的课堂心理环境是教学得以顺利开展的先决条件之一,生态化课堂中的师生关系应该是平等、民主、对话和交往的关系。

2. 突出学生在课堂生态系统中的中心地位。

“以学生为中心”就是要确立学生这一生态因子在课堂生态系统中的中心地位,其他各因子都要服务于学生的学习及全面发展。作为一门生活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大学英语需要增强学生对知识的实际应用能力,英语学习的过程应当是学生积极主动构建知识的过程。因此,在信息技术与大学英语课堂整合的课堂上,教师应当在学习内容、学习方法及信息技术等方面给与学生引导,培养学生主动学习的兴趣,使英语学习成为学生探索掌握知识技能、方法策略的自我发展的过程。

3. 加强教师在课堂生态系统中的主导地位。

教师是教育之本,教师的主导作用是其他生态因子无法替代的,大学英语教师在信息化教学中应担任多重角色。课前要成为学习者、开发者和生产者,教师要具有扎实的英语知识及创新意识和能力,能够准确及时地补充完善自身的知识体系,使英语教学与学生需求和社会需求相接轨;课堂上担任教学的引导者、传授者、组织者、培训者等角色,教师应善于引导及发现学生的潜能和创新思维,促成学生对知识技能的自我建构;课下成为资源提供者及协助者,教师首先自己要学会相关的多媒体网络信息技术,才能准确地指导学生如何选择和利用学习资源。只有正确把握教师的主导作用并适时转换角色,才能确保教师在最佳生态位上发挥最大功效。

四、结语

实现信息化背景下大学英语课堂生态系统的优化需要改善课堂生态环境,树立“以学生为中心”及“教师为主导”的理念,借助生态位、耐度定律及最适度原则等生态学原理处理好教师、学生、环境、信息技术等内部及相互间的关系,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

摘要：文章从教育生态学视角研究分析信息化背景下大学英语生态课堂失衡的现象及原因,提出解决这些失衡现象的建议和策略,探索优化构建大学英语课堂整体生态的有效途径,以期促进信息技术和大学英语课程的生态化整合与发展。

关键词：信息技术,大学英语,生态课堂,失衡现象,优化策略

参考文献

[1]吴鼎福,诸文蔚.教育生态学[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

[2]杜亚丽,陈旭远.透视生态课堂的基本因素及特征[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9(7):52-56.

[3]彭伟国,张文兰,毛仁兴.影响信息技术与课程深层整合的生态学归因分析[J].中国电化教育,2010(2):92-95.

生态失衡与平衡 篇9

2009年7月下旬, 曾经沸沸扬扬的杭州“5·7交通肇事案”终以肇事者胡斌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宣告终结, 而民众的愤怒和质疑却久久难以平息。从媒介生态学的视角反观事情经过, 我们不难发现, 从“70码之争”到“胡斌替身传闻”, 媒介生态系统的平衡运作被打破:政府机关、地方媒介及民众三者间的摩擦与冲突令舆论环境迅速恶化, 案件负面影响不断升级。由此, “5·7交通肇事案” (以下简称“5·7”案) 成为当代突发事件舆论监督过程中媒介生态失衡的典型案例。

一、“5·7案”媒介生态失衡现象解读

(一) 权威信息缺失, 媒介生态链断裂

“5·7案”发生当晚, 各大论坛上便出现相关言论, 而官方媒体的反应却令人费解:事发次日, 杭州本地平面媒体中, 仅《都市快报》发布了两个整版的报道, 包括《钱江晚报》、《杭州日报》、《青年时报》在内的多家媒体对该事件只字未提。2009年5月9日, 杭州本地报业一片寂静。10日, 《钱江晚报》于头版发布题为《文二西路5·7交通肇事案嫌疑人胡斌被刑拘》的短讯, 全文仅60字左右, 所含有效信息寥寥无几。11日起, 各报业才逐渐恢复报道并大张旗鼓地展开“深度调查”。而此时此刻, 强大的网络舆论已然席卷全国。

报纸媒体以其优质的信息内容及对于事件真相的接近性优势至今仍被奉为传统媒介中的“泰斗”, 在重大事件面前往往担纲“话语权威”的角色。媒介生态链中, 报纸作为主要的传统媒介, 处于“信息供给”的上游位置, 不仅是广大受众的重要信源, 也是电视、广播等其他传统媒介的参考信源之一, 故其对于媒介生态系统的整体运作起到尤为关键的作用。面对一起性质恶劣的交通肇事案件, 杭州本地报业权威信息近两日的“整体缺位”, 直接切断媒介生态链条, 使得原本均衡的信息供求市场出现极度失衡现象。由此引发的后果有二:

1. 推动网络流言散布。

权威信息的缺失”是“流言传播”的一项重要前提。受众失去了熟悉的获知途径, 出于对真相的渴求便会转而“另觅渠道”, 信息发布“零门槛”的网络媒介往往成为人们的首选。正如新闻传播学者沈爱国所言, 流言传播者和受众在猜测中不断地相互印证, 更使得流言传播呈几何数倍增长。“富家公子”、“政府背景”、“权钱交易”等扑朔迷离的流言、谣言笼罩着大众舆论, 进一步破坏着媒介生态环境, 激化既有矛盾。

2. 加速本地媒体陷入被动。

“5·7案”中杭州本土媒体消息发布的严重不足使得异地媒体不得不直接介入事件的报道。5月8日至12日间, 已有新华网、新民网、北京《京华时报》、陕西《华商报》、福建《海峡都市报》、广东《广州日报》、《羊城晚报》等多家异地媒体乃至全国性媒体先后针对“5·7案”发布新闻或评论文章。网络舆论的推动加之异地媒体的积极参与, 使得丧失先机的杭州本土媒体在事件报道中陷入了尤为被动的境地, 媒介形象大打折扣。

(二) 信息披露失当, 媒介生态环境恶化

当今的媒介社会中, 媒介系统作为社会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子系统, 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突发事件中, 媒介对信息的恰当披露, 能够使民众充分知情, 消除群体性恐慌及不安情绪, 并缓和社会体系各个环节间存在及潜在的矛盾。反之若披露不当, 则将为社会制造新的不安定因素。“5·7案”中的信息披露失当集中体现为以下三方面:

1. 信息处理欠理性, 主观诱导性过强。

事故发生后, 杭州本地某报纸在头版打出引人注目的大标题:“只在乎自己快感, 不在乎他人性命———一帮富家子弟驾驶豪华跑车, 把城市道路当F1赛道, 昨夜终酿惨祸”。标题采用的主观性描述不仅冠以肇事者“嚣张跋扈、草菅人命”的恶劣形象, 也将一起原本普通的个体性交通事故描绘为“聚众飚车致人死亡”的恶性集体事件。此外, 各媒体大量使用“浙江大学毕业生”、“朴实”、“阳光”、“优秀”及“体育生”、“家境富裕”、“个性张扬”等词汇, 通过诱导性话语表达为肇事者和被害人分别贴上“嚣张富家子”与“平民高材生”的标签。而这种标签效应不可避免地转移了人们的视线, 对事实真相造成了歪曲。

2. 信息发布欠严谨, 关键信息缺乏考证。

在此事件中人们最为愤慨的并不是肇事者超速致人死亡, 而是那张一群年轻人若无其事地嬉笑打闹的照片。该照片的发布, 使人们对于该事件的评论不再局限于“交通违法”, 而进一步上升至道德谴责。据笔者观察, 该照片最早发布于5月8日的杭州某都市报, 而后被各大小媒体不断转载引用。但被称为事故现场“肇事者朋友”的相片却仅此一张, 各媒体涉及该内容的报道、评论均来自单一信源, 且至今为止仍未出现来自其他媒体或个人的可用以佐证该图片及报道内容的信息。因而, 无论该照片内容是否真实, 媒体草率发布、引用单一信源信息, 且未注明转载出处等行为均有悖于生态社会中媒介职业操守的基本要求, 不利于媒介生态及社会生态平衡的维护。

3. 信息披露结构严重失衡。

首先, 双方当事人个人信息披露不均。“5·7”事发之后, 受害者谭卓的信息很快被媒体公布, 而肇事者个人信息却迟迟未见权威发布。信息发布的失衡使人们的想象力在无限的空间里蔓延, 进一步引发了网民的“人肉搜索”行为, 制造大量垃圾信息。其次, 肇事者即时信息的追踪发布严重不足。媒体对受害者本人信息的挖掘及其亲属、朋友的采访报道趋于饱和, 而对于肇事方, 尤其是肇事者本人的即时信息追踪却被切断, 肇事者父母的采访也仅在浙江卫视中进行了5分钟左右便草草收场。信息披露的失衡正是导致“胡斌替身说”及“三个胡斌”等荒唐谣言蔓延的重要原因。而在南京人大代表醉酒驾车案、重庆孙伟铭交通肇事案等国内同类案件中, 对于肇事者近况的跟踪报道在报纸及电视媒体中并未缺失, 而类似的荒唐传闻也不曾出现。

二、“5·7案”媒介生态失衡诱因分析

(一) 政府权力掣肘妨碍媒体职责的践行

面对突发事件, 尤其是容易对自身形象造成负面影响的突发事件, 政府部门最初习惯采用“堵截”政策, 希望通过自身权力, 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国“国有商业运营”的媒介体制决定了政府部门对于媒介运作的特殊影响力, 某种意义上也推动了控负行为的发生。“5·7”事发当晚, 19楼论坛的疯狂删帖现象以其鲜明的“组织性、计划性、目的性”使得政府的“控负”、“堵截”行为充分得以彰显。此外, 杭州警方草率公布“70码”的“5·8新闻发布会”也体现了有关部门应对当代突发事件时的经验不足。由此可见, 在我国大力推进民主进程的今天, 部分政府官员的执政理念依然过于传统和保守, 而这种以“围追堵截”来“防民之口”的落后模式在现代化网络社会中必然被淘汰。

(二) 不良社会现象蔓延使得政府公信力低下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 由于社会制度和法制体系的不完善, 各种不良社会现象也频频产生并在各地蔓延。而“富人”和“为官者”也因其财富和权力资源的优势, 成为了不良社会现象的两大主角。“5·7案”中, 肇事者家境的富裕加重了人们对其和其行为的憎恨情绪。在此基础上, 年仅20岁的肇事者被当作“靶子”, 用以发泄公众对社会的不满。另一方面, “官商勾结”事件频频曝光, 使得民众对于政府执法部门的公正性产生质疑。“5·7案”之初政府被动的应对和警方“70码”的草率发布, 似乎印证了人们心中“钱权交易”的猜测确有其实。民众不信任感、不安定感的加剧, 使得政府部门行政执法成本及媒体的传播行为成本大大增加。

(三) 传统社会价值评判体系提升案件关注度

在我国, 由于高考制度对人才选拔的决定性作用, 毕业院校及专业背景成了大众心目中人才衡量的重要标准。大多数情况下, 名校毕业生受人青睐, 普通院校学生则被视作平庸;热门专业的学生受人艳羡, 艺术、体育特长生却在综合能力上颇受质疑, 在我国的“人情社会”中更经常与“关系户、开后门”划上等号。而在“5·7案”中, 恰恰是杭师院体育特招生的胡斌撞死了浙江大学信电系毕业的谭卓。戏剧性的巧合在上述价值评判体系的影响下强烈冲击着人们的情感。由此, 激增的网络舆论中, 各种非理性言论也大肆蔓延, 污染了舆论环境, 加速了媒介生态的动荡失衡。

(四) 传统媒介之于网络的应对模式尚未成熟

1994年5月, 随着国家智能计算机研究开发中心开通曙光BBS站, 我国大陆的网络媒体开始迅速兴起。2003年的“孙志刚案”显示出网络舆论的强大力量, 使得传统媒体对于网络的态度开始由抵触、惧怕转变为信任和利用。而2006年“黄静案”中, 网络舆论通过传统媒体对于民众形成的强烈误导, 标志着传统媒介对于网络的应对态度正在由“信任”进一步转变为“依赖”。[2]正是这种无形的依赖, 使得“5·7案”的网络舆论在很大程度上“操控”了传统媒体的关注点和报道思维。追踪“70码”、回应“替身门”、悼念受害者、指责肇事人……传统媒介以其报道的深入和权威性很好地服务了渴望真相的网民, 而相对地却忽视了信息传播的平衡和社会舆论的引导。从竞争到依赖, 传统媒介之于网络的应对模式经历了不断的进化和演变, 但仍然尚未成熟。如何在维持媒介生态不受破坏的前提下处理好自身与网络媒体的关系, 依旧是传统媒介需要深思的。

应当说, 透过杭州“5·7案”, 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起恶性交通事故的社会影响, 更是事故背后隐藏的社会信任危机。政府、媒介、民众三者间的连环性信任危机是我国媒介产业发展现阶段外部宏观环境及内部微观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系统各要素间彼此依赖性的丧失使得媒介生态链中的信息交换和增值遭受阻断, 在突发事件面前大大增加了媒介生态的治理难度和治理成本。

三、舆论监督中媒介生态失衡防治之启示

(一) 扫除来自媒介内部环境的障碍

1. 提高媒介资源整合能力, 有效应对突发事件。

以杭城平面媒体为例, “5·7案”事发后, 各媒体之间并未形成合力。前期各自为政, 时而“突然出击”, 时而“按兵不动”;后期战线拉长, 竞相发力, 大有追逐竞技之势。根据媒介生态的整体观、互动观和资源观理论, 我们认为, 当代媒介生态环境下, 在同类媒介中和不同媒介之间, 应当形成既竞争又合作的共赢关系。[3]介于突发事件舆论监督的特殊性和重要性, 对于该类事件的报道更应打破狭隘的资源垄断观念, 由“单兵作战”转为“协同作战”, 力求多家新闻媒体积极互动, 相互配合。由此既能够优化媒介产业内部的资源配置, 提高人力、物力、财力资源的利用率, 更能有效突破传播生态链中可能遭遇的信息封锁, 更好地形成舆论监督合力, 实现积极广泛的社会效应。

2. 正确认识网络舆论利弊, 规范网媒作用的发挥。

2009年7月15日下午发布的CNNIC《第2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84.3%网民认为互联网是其最重要的信息渠道, 48%的网民对互联网的信任程度比电视更高。[4]“5·7案”之所以上升为举国关注的公众事件, 网络媒体的推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需要注意的是, “网络民意”并不能够等同于“民意”。互联网点对点的传播结构, 使信息的渗透速度和传播范围更广, 这给信息真伪验证带来巨大挑战。相关数据显示, 我国网民平均年龄为26岁, 中青年群体占据了3亿网民人数的近3/4, 大学生成为网络使用的中坚力量。网民群体的年龄结构、社会阅历直接影响着网络言论的理性程度, 加之匿名留言带来的大量垃圾信息污染, 使得网络媒介在舆论监督过程更易失范, 故需要进一步的规范和引导。

3. 提高媒体从业人员素质, 减少技术层面失误。

10年前, 中央电视台开播的《焦点访谈》节目以揭露和抨击腐败现象而迅速赢得了成千上万的观众, 成为享誉民间的“焦青天”和令各地腐败分子与其他各种滥用权力者胆寒的媒体利剑。[5]但随着“焦青天”成为国内各家媒体竞相效仿的楷模, 这一颇具“人治”色彩的词汇也让新闻媒体原有的身份使命产生了微妙的异化。“替天行道”的正义感让媒介运作不自觉地偏离自身“反映客观真实”的职责轨道, 从而容易发生媒介在舆论监督过程中的越位、错位现象。“5·7案”中不论是主观诱导性信息的过量、信息考证的草率还是信息披露的失衡, 都是“错位”、“越位”的体现。对于新闻媒体而言, “人才资源”是核心竞争力。为提高从业人员素质, 各新闻媒体当注重业务能力培训, 完善考核机制, 实现从“重数量”到“重质量”的转变。唯此, 才可真正锻造出经得起风浪考验的新闻报道团队, 从而在发挥“喉舌”作用时增加“有效监督”, 减少“监督失当”。

(二) 加强外部政治环境的支持和保障

1. 加强各级政府行政执法效率与公正性。

突发事件往往是民众对政府部门不信任感及愤懑情绪集体爆发的契机。而行政执法的松懈和服务意识的缺位是政府信任危机的根源。据悉, “5·7”事件之前, 该肇事车辆就有过多次严重违章记录, 但均未依法受到处罚。突发事件所暴露的长期工作失职, 使得政府部门公信力一落千丈。而杭州“5·7”案中“胡斌替身传闻”的无度蔓延及对法院声明的置之不理, 更显示出人们对于政府及司法机关的不信任感。杭州“5·7案”可视为我国民众与政府部门间关系现状的一个缩影, 若不加以警觉, 必然引起更大范围的动荡。“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业已形成的不信任感若要彻底消除实属不易, 而这也更加催促着政府部门以实际行动改善自身的公众形象。

2. 完善我国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

新闻发言人制度是政府公关框架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 承担着向媒体和公众提供信息, 与媒体和公众实现沟通, 用政策议程引导传媒议程和公众议程的职能。从1982年钱其琛首次以新闻发言人身份面对媒体至今, 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已走过26年, 基本建立了一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务院各部委、地方省市 (含省会市) 的三级新闻发言人制度。[6]而杭州“5·7案”中, 公安机关首场新闻发布会的重大失误, 从另一个角度显示了我国地方新闻发言人制度依然存在诸多缺陷。笔者认为, 在大小公共事件频发, 民众信息需求量激增的今天, 进一步规范我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 提高新闻发言人媒介素养可谓当务之急。此外, 要不断摸索适合现阶段中国国情的信息公开模式, 除了依法不可公开的信息, 其他均要通过新闻媒体、官方网站等渠道尽量公开。

3. 促进法律法规建设与时俱进。

贯彻依法治国, 及时完善并改进各项法律法规条文也是优化媒介政治生态环境的一大保障。杭州“5·7案”中, 对于肇事者被定为“交通肇事罪”并判以三年有期徒刑的司法判决, 民众质疑声不断高涨。依照现有法律条文, 肇事者并不符合“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要求, 故无法以“危害公共安全”定罪。“5·7案”恰恰暴露了我国现行法律的短板。正如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钱烈阳所言, 新刑法中, 对交通肇事罪的规定仍然沿用的是1979年刑法的规定, 这样一个30年前的法规已经无法完全适应当今中国复杂的交通状况。由此可见, 我国立法机构应根据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 不断改进法律条文, 完善法律体系建设, 使得“合法”与“合理”并存, 进而以法制环境的平衡促进媒介生态的平衡运作。

(三) 提高公众的媒介素养

公众媒介素养的提升当视作改善和优化媒介生态环境的重要一环。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 大众传媒形态日益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 人们越来越多地依赖大众传媒来获得信息和知识。然而, 多媒体时代海量而鱼龙混杂的信息使得人们难以取舍, 容易陷入麻木和盲从的境地。网络媒体的兴盛更以其“碎片化”的存储、传播重塑着人们的信息接收习惯和理性思维模式。近年来, 突发事件的产生往往伴随着网络流言的大肆蔓延, “5·7案”中一些虚假、煽情的垃圾信息却能够获得许多网民的信任, 这与大众对于媒介信息的判别、处理能力有着直接的关联。根据复旦大学张志安、沈国麟提出的“文化素养”概念, 媒介素养是指“人们正确的判断和估价媒介信息的意义和作用, 有效地创造和传播信息的素养”。由于我国媒介素养研究起步较晚, 媒介素养教育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也显得比较落后。但随着信息全球化进程的加快, 媒介素养已逐渐成为了当代各国公民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公民新闻兴起的今天, 普通公众的媒介素养将在媒体舆论监督过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邵培仁.媒介生态学研究的新视野——媒介作为绿色生态的研究[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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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邵培仁.论媒介生态的五大观念[J].新闻大学, 2001, (4) .

[4]新浪科技.第2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http://tech.sina.com.cn/focus/cnnic24/.

[5]展江.让舆论监督成为防范“一把手”腐败的利器[J].党建, 2004, (5) .